當蘇軾尚未踏上嶺南土地時，他的好友王鞏（字定國）已受“烏臺詩案”的牽連而被貶往嶺南的賓州。其歌妓宇文柔奴（別名寓娘）自請隨行。元豐六年，王鞏北歸，出柔奴為蘇軾勸酒。蘇軾問柔奴：“廣南風土，應是不好？”柔奴對曰：“此心安處，便是吾鄉(xiāng)。”蘇軾大喜，即刻作《定風波·南海歸贈王定國侍人寓娘》相贈：
常羨人間琢玉郎，天應乞與點酥娘。盡道清歌傳皓齒，風起，雪飛炎海變清涼。
萬里歸來顏愈少，微笑，笑時猶帶嶺梅香。試問嶺南應不好？卻道：此心安處是吾鄉(xiāng)。
蘇軾為何如此喜悅？無他，得遇知音罷了。“此心安處是吾鄉(xiāng)”，是柔奴的人生哲學，也是蘇軾安身立命之所在。物質家園是脆弱的。人生天地間，必然有所求。既有所求，就會有得失榮辱之心，進而為自我處境與價值實現(xiàn)而憂患、困惑。故，無論走到何處，心若不安，何以為樂？而心若安定，無論行至何處，都可以將當下所涉足之地建造成精神家園。恰如“眉目娟麗，善應對”的柔奴，她是上天賜予王鞏的“點酥娘”，當她“清歌傳皓齒”時，嶺南仿若因風起、雪飛而由炎熱變?yōu)榍鍥觥?br /> 那么，何以“此心安處是吾鄉(xiāng)”呢？蘇軾告訴我們，永葆童心即可。成年人的童心，并非簡單的童稚之心，而是來源于童真又超越童年蒙昧而臻于純粹通透的赤子之心。永葆童心的人，擁有真正的智慧。他們不是在逆境中逆天改命，而是在低谷期順勢而為；他們用善意與好奇打量世界，對淤泥有所洞察而不被沾染；他們從不生活給別人看，而是活出自我本真……蘇軾就是一個真正頗有童心的人，他用最自然最有情趣的姿態(tài)迎接所有，以厚重沉潛，以輕盈行遠。
且看蘇軾因“烏臺詩案”而被貶湖北黃州后，如何在風雨如磐的歲月里活出童真童趣來便知了。在黃州，他對美食的研究有質的突破。“長江繞郭知魚美，好竹連山覺筍香”，是蘇軾《初到黃州》里的詩句。黃州臨長江，魚乃普通之物；黃州產竹，美味的竹筍亦便宜。故蘇軾的菜里，魚和竹筍乃最常見的食材。而他最有名的菜肴是“東坡肉”。黃州豬肉價格便宜，只因黃州人不愛吃豬肉。蘇軾頗覺可惜，便做成“東坡肉”大快朵頤，還寫了《豬肉頌》把這道菜譜記錄下來并為豬肉大唱贊歌。
蘇軾悟性非凡，心裁別樣，錦心繡口，而且富有顛覆性、超越性、獨創(chuàng)性，令人耳目一新。既聰敏機慧，又童心盎然。對美食如此，對旅游、創(chuàng)作亦然。蘇軾對著黃州赤壁，信筆縱情寫華章，原不過是借題發(fā)揮，豈料《前赤壁賦》、《后赤壁賦》、《念奴嬌·赤壁懷古》委實妙哉，后人倒也認了。在《定風波·莫聽穿林打葉聲》里，他如是吟哦：“竹杖芒鞋輕勝馬，誰怕？一衰煙雨任平生。”比《念奴嬌·赤壁懷古》另具一種況味，層次之豐富，心境之深遠，令人每讀一次，便如探險一次，心下無限感佩。
如無童心，何能如此當吃則吃、當游則游、當吟則吟？而蘇軾激賞的柔奴，亦有如斯童心。她經歷磨折，從嶺南歸來，反而“顏愈少”。她的微笑里，似乎還帶著嶺外梅花的幽幽清香。是的，時光對那些童真而通透的人無可奈何，風霜只能讓永葆童心的人變得更美好。一句“此心安處，便是吾鄉(xiāng)”，讓蘇軾諳其心曉其情贊其韻。而后來，蘇軾真正踏上嶺南土地，就更從靈魂深處真正達其氣韻了。
“問汝平生功業(yè)，黃州惠州儋州”，蘇軾在去世前不久，如斯總結一生。而其中的惠州、儋州就屬嶺南土地。世俗眼光中名副其實的郁郁不得志，卻是他回憶時最大的驕傲。因為在興邦治國的郁郁不得志中，他創(chuàng)造了輝煌的文學業(yè)績，體悟了深刻的人生哲理。自嘲地驕傲著，驕傲地自嘲著；童真地通透著，通透地童真著。有時文字是人生的注腳，有時人生是文字的注腳，說一千道一萬，無論是否文麗辭美，終究都是深入到人生里寫出的文字更能擊中神經末梢。譬如“此心安處，便是吾鄉(xiāng)”，就擊中了后來嶺南歲月里的蘇軾的神經末梢，也擊中了后世千千萬萬的讀者的神經末梢。
紹圣元年九月，蘇軾經大庾嶺赴廣東惠州，開始了嶺南貶謫生活。嶺南地區(qū)相對落后的人文環(huán)境以及流行的瘴癘等等，都在威脅著他的生存。但他以理生的智慧與純粹的童心，來應對這一切。他“借王參軍地種菜，不及半畝”，吃著自己種的菜，認為其味勝過粱肉，靈心慧性又沒心沒肺。他又在這菜園里種上人參、地黃、枸杞、甘菊、薏苡等藥物，不僅用以自我調理，還常施與他人治病，渡己又渡人。他在釀酒方面已能自創(chuàng)釀法，名為“真一酒”，創(chuàng)新又童真。
我們致敬一代代文人“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的節(jié)操堅守。但我們也要深悉，“君子固窮”四個字，也許會誤了讀書人，也許會成了孔乙己們的遮羞布。君子耐貧，但安于貧是一回事，顯擺窮是另一回事�；畛鲎晕冶菊�，往往離不開物質的后盾。故而，蘇軾從不顯擺物質生活的困乏，而樂于共享料理生計的智慧，彰顯純粹通透的童心。他深悉活著為大，所以總能發(fā)揮主觀能動性，自給自足。他在惠州待了三年，看遍了山水，吃遍了熱帶水果，還作了“日啖荔枝三百顆，不辭長作嶺南人”“報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輕打五更鐘”這樣隨遇而安、自得其樂的詩。
黃庭堅曾如此形容此時的蘇軾：“飽吃惠州飯，細和淵明詩。”“飽”字烘托出蘇軾身處艱危而怡然自得的童心，“細”字又刻畫出蘇軾追企陶淵明詩歌、人生之返璞歸真境界的用功之深。或許，被貶黃州的經歷曾讓蘇軾覺得宦海人生已然把他打磨得很成熟，而直至身處惠州，蘇軾才驚覺當時只是“成熟”而離“很成熟”還有一段距離。真正的成熟，絕非一個終點，而乃一種積累。當蘇軾在氣候濕熱、物質匱乏的惠州歲月里“飽吃惠州飯，細和淵明詩”時，才是他“很成熟”的開始。而以厚重的成熟為后盾，才能在逐漸成熟中永葆最高境界的輕盈的童心。
紹圣四年，蘇軾被貶往海南儋州。儋州的生活比惠州更艱苦，蘇軾在《與程秀才三首》之一中說：“此間食無肉，病無藥，居無室，出無友，冬無炭，夏無寒泉，然亦未易悉數(shù)，大率皆無耳。”但最后接到赦令，將離開居住三年的儋州時，他卻又在《別海南黎民表》中云：“我本海南民，寄生西蜀州。忽然跨海去，譬如事遠游。”果然是“此心安處是吾鄉(xiāng)”。海南島上建有五公祠，紀念唐宋以來被貶的五位大臣：李德裕、李綱、李光、趙鼎、胡銓。此外，另有單獨一祠，紀念的就是蘇軾。比起其他謫宦，蘇軾個性更具童趣，作風更平民化，和本地人的互動也更多……一言以蔽之，他跟儋州很親。
秦觀曾說：“蘇氏之道，最深于性命自得之際；其次則器足以任重，識足以致遠；至于議論文章，乃其與世周旋，至粗者也。”秦觀對蘇軾的評價頗有見地。他認為，蘇軾的才識中最高深的是人生觀，其次是治國經世的才干與卓識，最后是文章。蘇軾“和陶詩”的寫作始于知揚州時，至惠州后便打算“盡和其詩”，后來在儋州時編成一集，“凡百數(shù)十篇”。言為心聲，文如其人，蘇軾的“和陶詩”里就盡是返璞歸真的“蘇氏之道”。深悉了這一種“蘇氏之道”，我們也就可以理解，在儋州月光下喟嘆著的蘇軾，須發(fā)披霜、憂愁幽思的蘇軾，同時也是陽光下靜氣流淌、童心盎然的蘇軾。
那個灑脫有趣的老頑童，戴了黎族的藤帽，著上花縵，赤著雙腳渡水穿林，“不愁故人驚絕倒，但使俚俗相恬安”；那個灑脫有趣的老頑童，吃著兒子蘇過用山芋做的“玉糝羹”，聽著鄰家孩子的誦書聲，享受著“日起理發(fā)”、“午窗坐睡”、“夜臥濯足”的“謫居三適”。更難能可貴的是，他說“莫作天涯萬里意，溪邊自有舞雩風”，崇文興教，移風易俗，硬是讓那蠻荒之地百業(yè)俱興，使一片山水從此竟姓了蘇！他深悉真正的親民是打通陽春白雪和下里巴人之間的壁，他秉持這種心態(tài)，把與普通人民真正融為一體當成趣事一樁，對自己也就有了更多認可。
人生苦短，合該及時行樂，這個樂法絕非燈紅酒綠、紙醉金迷，而是即使被命運按壓到最低處，也依然能如天才兒童般自得其樂著，悅己亦怡人，渡己亦渡人。蘇軾的對手從不是那些圍攻他、誣陷他的政敵，而是命運。蘇軾在命運面前展現(xiàn)了自己不計較一時一地之失的童真，命運也拿他沒脾氣，讓他在儋州抵達了功業(yè)的巔峰，這是他真正的勝利。一個人的思想和價值判斷都是和自己博弈的結果。若是不失童真又超越童年蒙昧而臻于純粹通透，前路就清明順暢；若是失去童真又克服不了人性弱點而畫地為牢，前路就萬劫不復。
試問蘇軾童心，黃州惠州儋州。蘇軾把世俗的滑鐵盧活成人生的高光時刻。大道至簡。有時候，越想要功業(yè)，越需要一顆童心來加持。護持童心，或許是捷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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