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座僅有數百米之高的山，既不在三山五岳之列，也沒有多么奇特秀美的自然景觀，卻聞名遐邇，這正應了唐代詩人劉禹錫的“山不在高，有仙則名”。位于甘肅省渭源縣境內的首陽山，因伯夷、叔齊長眠于此而聞名全國。
久慕伯夷、叔齊之名，在一個細雨霏霏的夏日清晨，專程來到首陽山拜謁二位先賢的安息之處。懷著對伯夷、叔齊的景仰之情，從山門拾級而上，不多時，只見臺階旁立著一塊有左宗棠手書“百世之師”、“有商逸民伯夷叔齊之墓”的墓碑。順著石碑向前尋找，在茂盛的草木從中，兩座高大的墳堆出現在眼前，這便是伯夷、叔齊之墓了。三千余年來，二位圣賢就是在人們的眾說紛紜中靜靜地在這兒安息著。三千多年，墳頭的萋萋芳草綠了一次又一次，生生不息，一如伯夷、叔齊的故事世代相傳，千古以來膾炙人口，讓人們永遠地記住了兩個商代逸民、兩千年來讓人們給予高度評價的名字——伯夷、叔齊。
據《史記·伯夷列傳》記載，伯夷、叔齊系商代末年孤竹國君的兩年兒子，因互讓王位而出逃，聽聞西伯侯姬昌尊老敬老，為養(yǎng)老計，他們相攜投奔西伯昌。行至中途，姬昌已死，武王車載西伯昌雕像率大軍征討紂王，二人馬頭勸諫：“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弒君，可謂仁乎？”武王大怒，幸得姜子牙勸說，二人僥幸逃脫一死。勸阻不成，二人繼續(xù)西行，直至甘肅境內首陽山，當時周武王已奪得天下，四海歸順。二人誓不食周粟，在山間采薇而食，直到餓死，被當地百姓安葬于此，首陽山便隨著伯夷、叔齊的高尚氣節(jié)而聲名遠揚。
放棄了待遇優(yōu)厚的王侯生活，二人勸諫未能阻止周武王的鐵騎對奄奄一息的商王朝的顛覆，偏居一隅、采薇而食是時勢讓伯夷叔齊面對的無奈之舉。他們只有在這個山高皇帝遠的地方安下身來，過著天作帳地當床的艱苦隱居生活，他們逃避了血腥的戰(zhàn)亂與殺戮，遠離了殘酷的政治與宮廷斗爭，他們已將自己的幸福與安逸置之度外。他們對通過戰(zhàn)爭手段改朝換代仍心有余悸，對自己的身世深感悲痛，一邊為了填飽肚子不斷采食蕨菜，一邊以微弱的聲音在這四處無人的首陽山上吟唱自己的不滿與悲憤。一首流傳千古的《采薇歌》產生了——“登彼西山兮，采其薇兮。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
站在兩座高大的墳堆前，思緒飛越了三千年。聲音嘶啞而低沉的《采薇歌》似乎從山谷里傳來，帶著無限的悲涼與凄楚，似乎看見兩個年邁體弱、衣衫襤褸的老人一邊在山坡上蹣跚而行，一邊在草叢中尋覓維系他們生命的白薇。當最后一根薇菜進了他們空空如也的腸胃時，昏花的雙眼再也找不到一根可以讓他們延續(xù)生命的野菜了，有人為他們送來了充饑的食物和面粉時，被他們恥不食周粟的凜然氣概所拒絕。因長年饑寒交迫、營養(yǎng)不良，生命力日漸衰微的老人再也尋覓不到任何可以填充腸胃的代食品了，兩具干枯瘦弱的身軀無可奈何地倒下了。有道是“樹高千丈落葉歸根”，然而，伯夷、叔齊這殷商的兩片落葉，無可奈何地歸根于首陽山這片遠離大周廟堂的地方。本該屬于他們的孤竹國已是周之天下，他們以死，守住了這殷商的最后一片土地。
從放棄王位到馬頭勸諫再到不食周粟而亡，二位誠可謂是“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難怪孔、孟等儒家先賢都要給他們以高度評價和贊揚了。不知是伯夷叔齊的仁孝行為啟迪了孔孟思想的形成，還是孔孟發(fā)揚光大了伯夷叔齊的道德風尚，但可以肯定的是，伯夷叔齊與中國流傳了幾千年的仁義道德有很大淵源。
站在這座有三千多年歷史的墓前，高風亮節(jié)、高山仰止、永垂不朽等詞語不時浮現在腦海，千百年來，夷、齊二人的氣節(jié)與情操令人折服、讓人敬仰、發(fā)人深思。長眠于地下的伯夷、叔齊絕不是因為浪得身后虛名而放棄了應該享有的王位和榮華富貴，只是，作為殷商遺老，作為紂王的臣子，即使紂王再荒淫無道，他們也絕不會有叛逆之心；即使武王有多么德才兼?zhèn)�，他們也不會歸附到一個反叛者的麾下。嚴格的君臣、孝悌之道，造就了伯夷、叔齊二位圣賢，引來了綿延三千年的頌揚和景仰，也引發(fā)了不少爭議與置疑。
以暴易暴，固然是暴力的延續(xù)。但是，如果周武王不用暴力，任其自然，紂王的為君之道會有所改變嗎？如果武王恪守君臣之道，不以下犯上，推翻昏庸無道的殷商王朝，紂王的肉池酒林還會讓多少他的臣民們死于非命呢？如果周武王不以暴力來實現改朝換代，周朝初年農業(yè)生產力高度發(fā)展的升平景象何時才能實現？這些，都是伯夷、叔齊所未曾想到的。他們沒有想到自以為忠心耿耿卻招來殷鑒不遠、助紂為虐的話柄，沒有料到當一個荒淫無度的君王已成為眾矢之的時，竭力為這個暴君維系江山已有不得人心之嫌，作為封建貴族，他們不明白人心向背決定著政權更替的歷史規(guī)律。他們的可悲之處也正是解不開這深奧的歷史命題。因為，占據他們全部腦海的忠孝之道不允許他們再想其他的事，他們只有以臣子身份守臣子之道，最終餓死，他們方能問心無愧，方能守住心靈的一方凈土，方能以物質生命的消亡換取精神生命的永恒。在君臣之道的窠臼里，拘泥于固有倫理的伯夷叔齊沒有更深遠、更廣闊的思想空間，留下了千古遺憾。但是，他們以實際行動告訴后人珍視和平，避免不必要的流血和傷亡，也率先垂范了忠于職守、不朝秦暮楚、不見異思遷的做人準則，恐怕，左宗棠所題寫的“百世之師”未嘗不是這種意愿吧！
盡管夷、齊二人的行為在后人看來頗有盡愚忠之嫌，后世雖給予眾多的評價也褒貶不一、莫衷一是，特別是在思想領域大解放的今天，有人對此頗有微辭。但不可否認的是，中華民族歷來是一個講道德、講氣節(jié)的民族。在中華民族的歷史長河中，這種現象不勝枚舉。伯夷、叔齊之后近千年，有“不飲盜泉之水、不受嗟來之食”的廉者、志士，再過千余年，零丁洋上又有一位“留取丹心照汗青”、不受元人奉祿的南宋名臣文天祥，到新中國成立前夕，又有寧可餓死也不吃美國面粉的文學家朱自清。三千年來，帝王將相，文人才子，視氣節(jié)、道義為生命甚至高于生命者比比皆是，惟其如此，中華民族的傳統(tǒng)美德才得以在繼承中發(fā)揚，發(fā)揚中光大。姑且不論夷、齊二人的行為是否符合了歷史進步的規(guī)律，僅僅是其重道義之舉，也當之無愧于后人的各種稱頌的。
從首陽山回來，更加真實的伯夷、叔齊不時伴隨著我的思緒而行走，不知是伯夷叔齊造就了首陽山的高大，還是首陽山成就了伯夷叔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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