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為因“公車上書”和“戊戌變法”而聞名天下，可謂無人不知，無人不曉的“康圣人”。然而，就是這樣一位學貫中西、放眼世界和政壇叱咤風云的傳奇人物，除書法學人外，恐怕已無幾人知曉其還是一位卓越的碑學大師吧!?
康有為，1858年3月出生于廣東南海，人稱“康南海”。原名祖詒，字廣廈、號長素，又號明夷、更甡、西樵山人、游存叟、天游化人，晚年別署天游化人，清光緒年間進士，官授工部主事。出身于士宦家庭，乃廣東望族，世代為儒，以理學傳家。近代著名政治家、思想家、社會改革家、書法家、教育家和學者，信奉孔子儒家學說，并致力于將儒家學說改造為可以適應現(xiàn)代社會的國教，曾擔任孔教會會長。著有《康子篇》、《春秋董氏學》、《廣藝舟雙楫》、《歐洲十一國游記》等。1927年3月，康有為卒于青島。光緒十五年(1889年)，康有為完成了他日后享譽世界的碑學理論巨著《廣藝舟雙楫》。此書又名《書鏡》，是一部藝術(shù)價值極高的碑學著作，也是晚清最重要的書論之一，從問世的那一刻起，就廣受國內(nèi)外人士關注和歡迎。近代著名書畫家符鑄對此著有著較高的評價：“南海于書學甚深，所著《廣藝舟雙輯》頗多精論。其書蓋純從樸拙取境者。故能洗滌凡庸，獨標風格。然肆而不蓄，矜而益張，不如其言之善也。”可謂評介到位，一語中的。該書主要大力宣揚、鼓吹和推祟漢魏六朝碑版，但讓人遺憾的是，由于康有為過分的偏激貶抑唐碑與帖學的思想，給后世帶來了一定的負面影響。由于康有為以其卓越的膽識、過人的才學和自身的影響、地位等等，才促成了后來碑派書法的繁榮與興盛�！稄V藝舟雙楫》的問世，立即震動了整個書壇，給中國近、現(xiàn)代書法領域內(nèi)帶來了一場驚天動地的大變革�？梢哉f，這場變革，決不遜色于他在政治舞臺上的影響。因為我們知道，“戊戌變法”僅僅維持103天而就宣告失敗，而《廣藝舟雙楫》對碑派書法的興盛一直影響到如今，并且還將繼續(xù)影響一代又一代的書法學人。
值得一提的是，康有為的一生充滿著迷離而曲折的傳奇色彩。特別是在19世紀末，作為晚清學界泰斗的他，領導了中國知識界的啟蒙運動。從1895年的“公車上書”開始，他以上書和進諫的方式掀起了一場自上而下的政治體制改革。他注重經(jīng)世致用之學，后在龔自珍、魏源“今文派”經(jīng)學和西方資產(chǎn)階級“新學”的影響下，在廣州創(chuàng)辦“萬木草堂”著書立說，成為19世紀后期中國政治學術(shù)界具有代表性的思想家和社會活動家。他與梁啟超等人一起創(chuàng)辦《萬國公報》，建立強學會，創(chuàng)辦《中外紀聞》， 組織發(fā)行《強學報》等，為維新變法制造輿論。他曾七次上書光緒請求變法，并多次受阻，但最終以自己的堅持和忠誠打動了光緒皇帝而促成戊戌變法，103天后，又在以慈禧太后為首的守舊派的瘋狂反對下而宣告失敗。變法失敗的康有為，不得不開始他16年的流亡生活。在1898年至1913年間，他周游列國，其四渡太平洋，九涉大西洋，八經(jīng)印度洋，泛舟北冰洋七日，先后游歷美、英、法、意、加拿大、希臘、埃及、巴西、墨西哥、日本、新加坡、印度等30多個國家和地區(qū)。”正如海派書畫大家吳昌碩給他刻的一枚印章那樣：“維新百日，出亡十六年，三周大地，游遍四洲，經(jīng)三十一國，行六十萬里”，是其生活的真實寫照。正因為如此，康有為才成為1 9世紀末中國‘睜眼看世界’的先驅(qū)、近代中國行世界之路最長的思想者和中國近代史中最偉大的旅行家。
政治上失敗的康有為，卻在書法領域里，特別是在書學論著上開拓出一片廣闊的新天地，取得了空前而巨大的成就。他的《廣藝舟雙揖》可以說是開一代碑學之新風，其尚碑思想和風氣一直影響至今而未衰。他在碑學理論和書法實踐方面，如果進行客觀公正地評價，前者遠遠勝于后者。為什么會出現(xiàn)如此情況呢?筆者以為，最主要而最直接的原因就是他尊碑抑帖的理論與實踐只是為其維新變法思想服務的，可以說是“醉翁之意不在書，而在乎維新變法也”。 以上論斷可以從他在《廣藝舟雙揖·卑唐第十二》“如今論治然，有守舊、開新二黨，然時尚開新，其黨繁盛，守舊黨率為所滅。蓋天下世變既成，人心趨變，以變?yōu)橹鳎瑒t變者必勝，不變者必敗，而書亦其一端也” 中的內(nèi)容里看出一些端倪，也許，《廣藝舟雙揖》只是他暢其變法之志的一部著作罷了。另外，書法對于舊時的文人士大夫來說，只是工作和生活之外的消遣余事而已，作為學者的康有為自然也不例外。然而，后來的書論研究者不明就理，總是抓著他尊碑抑帖的偏激思想不放，大加批判和攻擊他。有甚者，還評論其為理論的巨人，實踐的矮子。認為他既然是一代碑學大師，也應該是一名杰出而卓越的碑學實踐者。歷史證明，世之幾人能達到像王羲之、孫過庭、蘇軾那樣既是理論宗匠，又是書法大師�？梢哉f是千年難遇、少之又少了。所以我們不能以這樣嚴格而近于苛刻的標準來要求康有為，其實，這只是我們一廂情愿的想法罷了。要知道，作為學者、政治家、思想家、社會改革家的康有為，在家國事務之外，能抽出時間著書立說關注文藝之事，也屬于非常不易的事情了。而他又在自己書法理論的基礎之上，構(gòu)建起一種氣勢開張、獨標風格的“康體”來，可以說是前無古人，后無來者的。在這一觀點上，我想大家都應該是信服的。
康有為放棄“帖學”而成為一個“碑學”的倡導者和實踐者，應該純屬偶然。三十一歲的他，在赴京應試期間，由于塘沽口封凍無法乘船南歸，暫時滯留北京而接觸到了大量的“漢魏六朝唐宋碑版”而開始的。他為了探索、研究“碑學”書法藝術(shù)，康有為遍臨歷代名碑，特別是對《石門銘》、《爨龍顏》、《經(jīng)石峪》、《云峰石刻》、《六十人造像》等碑刻用功最深，從而為自己日后從事碑學研究(理論與實踐)打下了堅實的基礎。轉(zhuǎn)入碑學后，康有為基本全盤否定了帖學東西，而是直接取法魏碑的大氣、雄強，所以，康有為的書法給人們的總體印象是氣勢開張、風格獨標、渾穆大氣，饒有古人意趣。從書法作品整體來看，康有為有些中堂、橫幅作品，落款略顯隨意，造成章法有些零亂而局促，而對聯(lián)則恰恰相反，給人的感覺是在章法上大開大合，風格上大氣磅礴，最為精妙出彩�？凳舷灿瞄L鋒羊毫書寫，筆下字形自然粗拙沉渾，雄厚蒼勁。在實踐和理論上，與碑學先聲阮元和包世臣相較，康有為遠遠過之;與同時代碑派佼佼者趙之謙、何紹基等相比較，實踐上互有優(yōu)劣，可以說在伯仲之間，而在理論上，趙、何又無法與康相提并論。他的書法風格在晚清民國期間，可謂別開生面、獨樹一幟。另外，由于他早年放棄了帖學的用筆用墨精髓，只一味的追求碑版的霸悍與雄奇，所以寫出來的字自然給人有長槍大戟的感覺、看上去舒展有余而含蓄不足。在用墨上，他喜用濃墨重墨，較少用水，為此書寫出來的字飛白較多，導致線條沒有質(zhì)感，顯得非�？菰锖吞摳�。在筆法上，由于一味的強調(diào)使用圓筆(基本不見方筆)，從而造成字體缺少變化，筆法略顯單一�；谝陨戏N種原因，才有了潘伯鷹先生評說他的字“象一條翻滾的爛草繩”，這應該是比較形象的比喻、公正的評價和不爭的事實吧!
我們知道，康有為是近代史上的一位風云人物。他是政治家眼里的維新派，是經(jīng)濟學家眼里的“康圣人”，是革命家眼里的�；逝�，是思想家眼里的先知，是詩人眼里“詩界革命”的推動者，是書法家眼里的碑學大師。然而，就是這樣一位光環(huán)環(huán)繞的曠世奇才，維新先驅(qū)……在暮年，鬼迷心竅的他，從清末資產(chǎn)階級改良派領袖，由于醉心于尊孔復古，不慎淪落為竊國大盜袁世凱帝制復辟運動的精神首領，一步步走向歷史的對立面。從神壇走向地獄的康有為，到了晚節(jié)不保的可悲地步。難怪他的學生梁啟超會與他一刀兩斷，還譏諷他由一個歷史巨人蛻變?yōu)橐粋�歷史侏儒了。當然，我們在考察和評價歷史人物時，一定要堅持唯物主義的態(tài)度和觀點，只有對其堅持客觀、科學、具體的分析，才能揭示歷史的真相，得出科學的結(jié)論。所以，康氏的失誤，應該和自己個人主觀因素和時代條件的局限息息相關，我這并不是為他開脫，而是實事求是。但無論怎么說，這都是他人生的一大污點，永遠無法抹去。
綜上所述，我們對于康有為的書法理論與實踐的關系，要一分為二的進行看待，不能用武斷的眼光去全盤肯定和否定他。我們只有在繼承優(yōu)秀傳統(tǒng)的基礎之上，不要有唯碑是尊，也不要唯帖是貴的偏激思想，要碑帖融合，只有這樣，才能讓我們古老的書法藝術(shù)重新煥發(fā)光彩，走向新的輝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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