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雖然是一個面對現(xiàn)實，腳踏實地，“不語怪力亂神”“罕言命”的人，但他卻也是一個相信天命，敬畏神靈的人。比如他的“未能事人,焉能事鬼? ”“唯天為大,唯堯則之。”等等言論，足以證之。還有從《論語》497章里就有12章涉及到“天”，5章涉及到“命”，這一點也可見一斑。
在《論語·為政篇第二》第四章中，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在這里孔子說自己五十歲就知道天命了，也就是知道天的命令、旨意了。對孔子來說，“五十而知天命”絕對不是聽天由命、無所作為，而是知曉了“謀事在人，成事在天”的道理，從而更加虔誠地尊崇大自然的規(guī)律，努力作為但不苛求結果，一如他整理的《詩經(jīng)》所云“高山仰止，景行行之”�？v覽他的一生，過了五十歲之后，他仍然在“發(fā)憤忘食”“樂以忘憂”，但對榮辱得失已經(jīng)泰然處之、淡然從之了。
五十歲，是人生的一個坎，在民間素有“五十肩”之說。民間把“肩周炎”又稱為“五十肩”。因為此病的好發(fā)年齡一般在五十歲左右，患此病的人可預先知道天陰下雨，也就是知道上天的命令。有先賢解讀說此章是“孔子隱圣同凡，勸人勤學之意”也。賈平凹在五十歲的時候寫了一篇美文《五十大話》，又隆重地為自己過了一個“五十大壽”，而且他母親也參加了。別人不解，他說“自己從小體弱多病，醫(yī)生說自己活不到五十歲，現(xiàn)在總算活到五十歲了，所以就隆重慶賀了一下”!這和孔子的“五十而知天命”有異工同曲之妙。
孔子對命運是深信不疑的，伯牛病了，他前去探望，從窗戶外面握著伯牛的手說：“喪失了這個人，這是命里注定的吧!這樣的人竟會得這樣的病啊!這樣的人竟會得這樣的病啊!”語出《論語·雍也篇第六》第十章。伯牛有疾，子問之，自牖執(zhí)其手，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
孔子還自信自己是上天派來傳承周代的禮樂文化的。當他周游列國被匡地的人們所圍困的時候，他說：“周文王死了以后，周代的禮樂文化不都體現(xiàn)在我的身上嗎?上天如果想要消滅這種文化，那我就不可能掌握這種文化了;上天如果不消滅這種文化，那么匡人又能把我怎么樣呢?”語出《論語·子罕篇第九》第五章。子畏于匡，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后死者不得與于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
孔子還站在天人合一的角度，進一步認為，自己的品德是上天給予的，桓魁能把自己怎么樣?孔子說這句話當然是事出有因的，公元前492年，孔子從衛(wèi)國去陳國時經(jīng)過宋國，桓魁聽說以后帶兵要去害孔子。當時孔子與弟子們正在大樹底下演習周禮的儀式，桓魁砍倒大樹，還要殺孔子�？鬃釉趯W生的保護下，離開了宋國，在撤離途中，他說了這句話。他認為自己是有仁德的人，而且這種仁德是上天給的，上天一定會保護自己的。
那么一個人怎樣才能提高自己的品德修養(yǎng)呢?孔子在回答弟子樊遲的提問時說：“問得好呀!先努力做好該做的事，不計較后來得到的收獲，不就是提高品德了嗎?”語出《論語·顏淵篇第十二》第二十一章。“樊遲從游于舞雩之下，曰：“敢問崇德、修慝、辨惑。”子曰：“善哉問，先事后得，非崇德與?攻其惡，無攻人之惡，非修慝與?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非惑與!”這實在是孔子教給樊遲的方法論“先努力致力于做事，然后才有所收獲，不就是提高品德了嗎?”
孔子還說過“沒有人了解我啊，了解我的只有天吧!”語出《論語·憲問篇第十四》第三十五章。子曰：“莫我知也夫!”子貢曰：“何為其莫知子也?”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在這里他還提出“下學學人事，上達達天命”的命題，由此不難看出他對“天命”的高度認可了。因為孔子相信天命，所以他對天帝神靈祭祀也很虔誠。他曾說“祭誰就如誰在，祭神時就如神在一樣。我不親自參加祭祀，而以我的名義去祭祀還不如不祭祀。”語出《論語·八佾篇第三》第十二章。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孔子還認為君子必須認知天命，敬畏天命，語出《論語·堯曰篇第二十》第三章。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不知禮，無以立也。不知言，無以知人也。”
在另外的篇章中，孔子提及過自己并不看好沒有道德前提的勇敢。那么在這里他順承這個意思，又明確地提出：“君子有三件敬畏的事情：“敬畏天命，敬畏大人，敬畏圣人之言。而小人由于不知道天命，所以不敬畏天命;同時也不尊重地位高的人;還輕侮圣人之言。”語出《論語·季氏篇第十六》第八章�？鬃釉唬�“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
應當指出，孔子并不將天視為一種無情無義，隨心所欲的神靈。而是有判斷力、能夠辨別真?zhèn)紊茞骸⒛軌驅θ说乃枷胙孕行纬杉s束和教化的主宰。他說“如果得罪了天，就沒有禱告的地方了。”語出《論語·八佾篇第三》第十三章。王孫賈問曰：“與其媚于奧，寧媚于灶。何謂也?”子曰：“不然，獲罪于天，無所禱也”。由此不難看出，孔子直指的是人的行為, 也就是說人的行為要符合天的要求, 形成天人合一，而不是懷著不可告人的目的，一味地取媚于天。蒼天在上，人在做，天在看，天之于人更多在于約束人，而不是縱容和滿足人的私欲。
先賢曾經(jīng)說過“天不言自高，地不語自厚，愈是豐滿的谷穗愈是向下低著頭。”孔子就是天地和豐滿的谷穗的做派，他倡導“君子欲訥于言而敏于行”，并且從自身做起“予欲無言。”子貢不解地問“您如果不想說話，那我們用什么來記述呢?”孔子回答說“上天它又說過些什么呢?只是放任四季周而復始，任由百物蓬勃生長。上天又說過些什么呢?”語出《論語·陽貨篇第十七》第十九章。子曰：“予欲無言。”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由此不難看出，孔子這個具體的人和天是多么的“天人合一”呀!
孔子天命觀的本質(zhì)內(nèi)容在于天人關系的處理, 他認為天雖為主宰, 但無需人們諂媚討好，因為天是最公道最無私的。人只需自克內(nèi)心，自修其行，天自然知道，天命自有其公正的審判。天人之間，要達到和諧合一，對人來說是要有所約束的。如果失去約束，一任自由，則天人就不會合一，天就會對人進行必要的懲罰。由此可以看出，孔子的天命觀看起來是一種宗教信仰，但其實更多的是一種道德滲透與引導�？鬃游诽烀�, 敬畏的不是天之神力，而是他所認為的天的至善至仁。一個人的所作所為，只要符合天道，則為有情有義�？鬃右蕴斓娜实聛砑s束人的行為, 實在是高明之舉。
再來看看董仲舒的“天人感應”。在他最主要的著作《春秋繁露》中，大肆宣揚“天人合一”“天人感應”論，他認為天是有意志的、至高無上的神，是宇宙萬物的主宰。他把自然現(xiàn)象和社會現(xiàn)象進行神秘化的比附，認為天按照自己的形體制造了人，人是天的副本，人類的一切都是天的復制品：“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一國則受命于君……圣人之道，不能獨以威勢成政，必有教化。”“善言天者必有征于人，善言古者必有驗于今。臣聞天者群物之祖也，故遍覆包函而無所殊，建日月風雨以和之，經(jīng)陰陽寒暑以成之。故圣人法天而立道，亦溥愛而亡私，布德施仁以厚之，設誼立禮以導之。”
在《春秋繁露·陰陽義》中，他提出“天人同類”的概念，并明確指出“天亦有喜怒之氣、哀樂之心，與人相副。以類合一，天人一也……與天同者大治，與天異者大亂。”在《春秋繁露·人副天數(shù)》中，董仲舒提出“天地之精所以生物者，莫貴于人。人受命于天也，故超然有倚。”
董仲舒還認為天和人是同類的，人有什么，天早就有什么;天有什么，人也有什么。“天地之符，陰陽之副，常設于身，身猶天也……天以終歲之數(shù)成人之身，故小節(jié)三百六十六，副日數(shù)也。大節(jié)十二分，副月數(shù)也。內(nèi)有五藏，副五行數(shù)也。外有四肢，副四時數(shù)也。乍視乍瞑，副晝夜也。乍剛乍柔，副冬夏也。乍哀乍樂，副陰陽也……于其可數(shù)也，副數(shù);不可數(shù)者，副類。皆當同而副天，一也。”這是從人的身體構造方面講天人同類。
他認為對一個國家來說，天人感應實為“天子”與“天”的感應，祥瑞或災異的出現(xiàn)主要取決于統(tǒng)治階級的政治是否修明。上天雖不像人一樣會說話，但上天的意志可通過某種“祥瑞”或“災異”的現(xiàn)象顯現(xiàn)出來，這就是天人感應的表現(xiàn)形式。如果君主政治清明，社會太平，上天就會降下嘉禾、醴泉、甘露、麒麟、白鹿等祥瑞之物以資表揚。如果君主逆天，不行德政，就會激起天的震怒，出現(xiàn)各種災異現(xiàn)象，例如水旱災、火災、地震等等，以示對君主的警告和懲罰。他在回答漢武帝的策問時說：“臣謹案《春秋》之中，視前世已行之事，以觀天人相遇之際，甚可畏也。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乃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乃至。以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
此外，董仲舒還特別提出了“物類相召，同類相動，同類相感”的概念。在繼承了孔子和《周易》以來的“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思想的基礎上，他指出：“天有五行：一曰木，二曰火，三曰土，四曰金，五曰水。木，五行之始也，水，五行之終也，土，五行之中也，此其天次之序也。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此其父子也。木居左，金居右，火居前，水居后，土居中央，此其父子之序，相受而布。是故木受水而火受木，土受火，金受土，水受金也。諸授之者，皆其父也;受之者，皆其子也;常因其父，以使其子，天之道也。”
“天人同類”觀念是董仲舒所宣揚的天人感應論的一個理論基礎。他說：“天地之常，一陰一陽。陽者天之德也，陰者天之刑也……以類合之，天人一也”。在《春秋繁露·為人者天》中，他又說：“人之形體，化天數(shù)而成。人之血氣，化天志而仁。人之德行，化天理而義。人之好惡，化天之暖清。人之喜怒，化天之寒暑。人之受命，化天之四時。人生有喜、怒、哀、樂之答，春秋冬夏之類也。……天之副在乎人，人之性情有由天者矣。”這是從人的情感意識方面講天人同類的。
董仲舒所講的天，一方面具有自然的形貌，即日月星辰、四時風雨等自然現(xiàn)象;另一方面天卻也是有意識的，即天能夠監(jiān)督人尤其是天子的行為，根據(jù)人的所作所為降下災異或祥瑞。竊以為，他論證天人互感，不僅是出于哲學上的考慮，更是為了服務于政治，服務于社會。既然天與人可以相互感應，那么人的所有行為均應順天意、合天道。作為天之子的帝王就更應遵循天人合一的原則，順天、法天，依天意而行�？雌饋硭坪跤蟹饨孕派�，但從心理誘導、人倫教化角度講，也有其積極的現(xiàn)實意義。
憑心而論，和孔子的“天命”思想相比較，董仲舒的“天人感應”論似乎和社會秩序、政治制度、人倫風化聯(lián)系得更緊密一些。他把《春秋》中所記載的自然現(xiàn)象，很巧妙地借用過來解釋當時社會政治衰敗的癥結，通過對秦末農(nóng)民起義深入的研究，深刻認識到農(nóng)民階級的政治力量是可以決定一個王朝的生死存亡的。并以秦始皇權力不受制約，引發(fā)農(nóng)民起義，快速亡國的慘痛教訓，來限制皇帝的權力。他把秦末農(nóng)民起義視為天意，他要借用這一象征農(nóng)民階級政治力量的“天意”，用來戒懼皇帝，使之自斂。他認為，人君為政應“法天”行“德政”，“為政而宜于民”。否則，“天”就會降下種種“災異”以“譴告”人君。如果這時人君仍不知悔改，“天”就會使人君失去天下。這對人君的自我改造、自我修煉無疑會起到積極的引領作用。
那么當時董仲舒為什么要采用“天人感應”的形式來戒懼皇帝呢 ? 原因是西漢時期社會科學水平還比較低，天命論在人們思想中的影響極深。董仲舒就采用了“天”來限制皇帝個人的私欲，制約他至高無上的權力。有一個生動的案例，最能說明這個問題。漢武帝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在皇帝祭祖的地方長陵高園殿、遼東高廟發(fā)生了大火，董仲舒認為這是宣揚天人感應的好機會，于是帶病堅持起草了一份奏章，以兩次火災說明上天已經(jīng)對武帝發(fā)怒。他本想好好的說服漢武帝，但沒想到節(jié)外生枝，奏章還沒呈上，正巧主父偃到董仲舒家做客，他看見奏章，因嫉妒董仲舒之才，就把奏章草稿偷走，添鹽加醋地交給了漢武帝。武帝看后大怒，決定將董仲舒斬首。后憐其才，又下詔赦免，但江都王相卻被罷免，從此，董仲舒不敢再說災異之事。他辭官回家，干起了教書育人的老本行，又教了十年的《公羊春秋》。
總的來說董仲舒在他的職業(yè)生涯中，以他的淵博和良知，使他對皇帝的規(guī)勸達到了游刃有余的程度，也使儒學關注社會的初心達到空前絕后的高度，對兩千多年來中國封建社會的長治久安做出了無與倫比的貢獻，應該說至今我們還享受著他的紅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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