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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揚雄認為，言為心聲，書為心畫,從詩文中可以看出人格的高下,這是最早的“文如其人”的思想。錢鍾書認為，人格與文格不是一回事，不能一味地以文觀人，因為文也可以飾偽,生活中既有言行一致、文如其人的現(xiàn)象，也有言不符行、文不符人的情況。他認為,文如其人的“文”，不是指“所言之物”,而是指的作品中的格調(diào)，格調(diào)是作者性格“本相”的自然流露,并非有意為之,我們可以從中領略到其人的創(chuàng)作個性和風度。布封說的“風格即人”，也是指的作家的創(chuàng)作個性。他們重視生成風格的內(nèi)在的主觀方面的因素,找到了探索風格本質的關鍵，但是忽視了風格與客觀內(nèi)容的聯(lián)系。歌德看到了這一點，認為風格必須“奠基于最深刻的知識原則上面，奠基在事物的本性上面”。馬克思說得更明白而深刻。他也引用布封的“風格即是人”的話，但作了辯證的解釋。他說:“真理占有我，而不是我占有真理。我只有構成我的精神個體性的形式。”他認為寫作還必須用事物本身的語言說話，來表達這種事物的本質特征。他一方面把“用自己的風格去寫”,去表露自己的精神面貌,看作是作家的權利,另一方面,他又明確要求作家在發(fā)揮自己“精神個體性”的時候還必須遵循客觀規(guī)律。這才是對“文如其人”與“風格即人”的較全面的理解。

　　不管是法國布封的 “風格即人”就是說風格就是人本身，還是我國古代的“文如其人”這樣的觀點，都是在強調(diào)從作為主體的作家自我的個別特點出發(fā)去研究文學風格，而不重視從作為對象以及環(huán)境社會生活的個別特點去研究文學風格，明顯的可以看出具有一定片面性的。人是對象的主體，也是環(huán)境的產(chǎn)物，不分析對象以及環(huán)境的個別特點，人的個別特點就不會得到全面的分析。而這也正如聶魯達所說;“風格不僅是人，也是圍繞著人的環(huán)境。”所以我們在談到文學風格時，必須從作家自我和制約他的社會生活對象，以及造就作家的社會生活環(huán)境兩個方面入手，也只有這樣，才能對文學風格概念的內(nèi)涵有準確的把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