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國歷史上，“大一統(tǒng)”概念的正式提出，始見于《春秋公羊傳·隱公元年》：“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tǒng)也。”徐彥疏：“王者受命，制正月以統(tǒng)天下，令萬物無不一一皆奉之以為始，故言大一統(tǒng)也。”自此，后世稱封建王朝統(tǒng)治全國為“大一統(tǒng)。”“大一統(tǒng)”提出之時強調(diào)受命改制的根基，重視重建國家政統(tǒng)和法統(tǒng)的根本。也就是說，“大一統(tǒng)”一詞最早主要是解釋王朝更替的理論，是對新王朝因以建立的理論基礎(chǔ)所做的說明，是中國早期國家建立之正統(tǒng)理念。后來才引申為國家在政治和文化上的高度統(tǒng)一。劉尚慈《春秋公羊傳譯注》則注釋為：“尊崇周氏的一統(tǒng)天下。大，崇尚、重視、強調(diào)。一，純一，不雜。一統(tǒng)，指天下總系于一，統(tǒng)攝于一。”“一統(tǒng)”是根植于孔子大同世界理想的一個社會意識形態(tài)，即普天之下，土地人民，定于一尊之王，王室諸侯、上下內(nèi)外、政治支柱、禮儀教化，始于一、終于一的王道政治。
《春秋》一書用于記事的語言極為簡練，然而幾乎每個句子都暗含褒貶之意，被后人稱為“春秋筆法”“微言大義”。后來出現(xiàn)了很多對《春秋》所記載的歷史進行補充、解釋、闡發(fā)的書，被稱為“傳”。代表作品是被稱為“春秋三傳”的《左傳》、《公羊傳》、《谷梁傳》。
自西周起，就有太史記載國家大事的先例了，在每一季的開始，一般要寫“春”到“冬”四季的季節(jié)。由于古人特別重視春季和秋季，因此把國史記載叫做《春秋》，這可能是“春秋”作為史書名的主要原因吧�，F(xiàn)存《春秋》，不過一萬六千多字，從魯隱公記述到魯哀公，歷十二代君主，計二百四十四年。依《公羊傳》和《谷梁傳》載至哀公十四年止，為二百四十二年，而《左傳》多二年，所以是二百四十四年。
《春秋》一書出于孔子之手，語出《孟子》：“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弒其君者有之，子弒其父者有之�？鬃討�，作《春秋》�！洞呵铩罚熳又乱�。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司馬遷對《春秋》極為推崇：“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故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夫禮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法之所為用者易見，而禮之所為禁者難知。”
在《春秋公羊傳·隱公元年》中提出“大一統(tǒng)”思想的同時，孔子在《禮記·禮運》中提出了互為補充和遙相呼應(yīng)的“天下為公”思想：“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yǎng)，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惡其不出于身也，不必為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可以說，這段話深刻體現(xiàn)了孔子的人生理想和民本主義思想，他顛簸一生，到底為的是什么?說到底實現(xiàn)“大同世界”才是他的終極目標，而德禮政刑、仁愛忠恕等等只不過是為了達到這個大同理想社會而采取的手段而已。
孔子生活于春秋末禮崩樂壞之時，那時周天子大權(quán)旁落，政權(quán)在不斷下移，由天子下移到諸侯，由諸侯下移到大夫，由大夫又下移到陪臣�？鬃訉Υ祟H為不滿，他說：“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論語·季氏》)用現(xiàn)在的話來說就是“天下有道的時候，制作禮樂和出兵打仗都由天子作主決定;天下無道的時候，制作禮樂和出兵打仗，由諸侯作主決定。由諸侯作主決定，大概經(jīng)過十代很少有不垮臺的;由大夫決定，經(jīng)過五代很少有不垮臺的。……天下有道，國家政權(quán)就不會落在大夫手中。天下有道，老百姓也就不會議論國家政治了。”
由此可以看出，孔子主張由周天子作為天下的首領(lǐng)，回到天下有道的時代去。也就是說如果對犯上作亂的諸侯國進行討伐，也必須由周天子統(tǒng)一指揮，這才是“天下有道”的社會。而孔子所處的春秋末期，實在是“天下無道”的社會，在這個社會里，“禮樂征伐”不是自天子出，而是自諸侯出。對于政權(quán)層層下移，他很不滿意，這樣才有了如是說。這里雖然也有孔子保守的一面，但也完完全全地反映了孔子所要建立的理想社會的明顯特征，其積極意義無疑要大得多。
孔子對古代先王、傳說中的圣君堯極為崇拜，他說：“大哉堯之為君也!巍巍乎，唯天為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這里的“文章”顯然指的是他制定的禮儀制度，也就是則之于天的大一統(tǒng)制度。
如前所述，在孔子作的《春秋》中，他在中國歷史上第一次發(fā)明和使用了“春秋筆法”，以期達到尊崇周天子的目的，從而達到維護天下“大一統(tǒng)”的局面。然而卻遭到那些既得利益者們的強烈不滿，一如孟子所說：“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孟子·滕文公下》)。由于孔子不遺余力的宣揚，“大一統(tǒng)”思想在七十二賢人和后代儒家學者中也得到不斷的傳承與發(fā)揚光大。在《論語·顏淵》中，子夏曰：“四海之內(nèi)皆兄弟也”。可以看出這段話已經(jīng)有明確的“大一統(tǒng)”思想了。
三百多年后，董仲舒在回答漢武帝策問時，借助于可以自由闡發(fā)的“春秋公羊?qū)W”，繼承孔子思想，同時也汲取道家精華、融會陰陽觀念、吸納墨法因素，建構(gòu)起一個集天地、陰陽、道統(tǒng)、規(guī)則、綱常等百家學說高度融合的“大一統(tǒng)”理論體系。而這個體系集中體現(xiàn)在董仲舒的政治哲學著作《春秋繁露》之中。總體講《春秋繁露》推崇公羊?qū)W，發(fā)揮“春秋大一統(tǒng)”之旨，闡述以陰陽五行、天人感應(yīng)為核心的哲學、神學理論，宣揚“性三品”的人性論、“王道之三綱，可求于天”的倫理思想及赤-黑-白三統(tǒng)循環(huán)的歷史觀，為漢代中央集權(quán)的封建統(tǒng)治制度奠定了理論基礎(chǔ)。
具體而言，董仲舒在回答漢武帝策問時說：“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也。故治亂廢興在于己，非天降命不可得反，其所操持悖謬失其統(tǒng)也……臣謹案《春秋》之文，求王道之端，得之于正。……《春秋》大一統(tǒng)者，天地之常經(jīng)，古今之通誼也。……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shù)者，皆絕其道，勿使并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后統(tǒng)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
在這里，董仲舒接二連三的建議皇帝要按孔子說的“弘道”來做，“求王道之端，得之于正”，并明確提出孔子的《春秋》大一統(tǒng)思想，是天地萬物永遠不變的道理。于是他提出“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shù)者，皆絕其道，勿使并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后統(tǒng)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在這里，他說得很明確：“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shù)者，皆絕其道”。這顯然是罷黜百家，使之皆絕其道，唯獨對孔子的思想大力倡導(dǎo)和全面繼承。可喜的是從此以后，孔子所創(chuàng)立的儒家學說便意想不到地高調(diào)走進了廟堂之中，成為中華民族的核心價值觀，而且兩千多年金剛不到，這實在是民眾的福分，民族的幸運也。
從中華民族發(fā)展歷史來看，孔子的“大同世界”思想奠定了中國“大一統(tǒng)”堅實的思想基礎(chǔ)。從歷史上看，魏晉南北朝、五代十國的解體并重歸“大一統(tǒng)”，還有當今香港、澳門的回歸，都是“大一統(tǒng)”成功的案例，也是歷史的必然。我們經(jīng)常會自豪地說，我國是一個統(tǒng)一的多民族的國家，五十六個民族五十六朵花，其實都是對孔子“大同世界”理想、董仲舒繼承弘揚“大一統(tǒng)”思想和對現(xiàn)當代偉人們的禮贊。在當前，孔子“大同世界”理想和董仲舒倡導(dǎo)的“大一統(tǒng)”思想仍然有著偉大的現(xiàn)實意義和深遠的歷史意義。 |
訪問手機版網(wǎng)站
聯(lián)系我們
公安機關(guān)備案號：610116020001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