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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據(jù)法守職、 秉筆直書是古代史官的記史精神。《左傳•莊公二十三年》記載 “君舉必書，書而不法，后嗣何觀。”文天祥也在《正氣歌》中對這種秉筆直書的正氣予以稱頌：“天地有正氣，雜然賦流形。下則為河岳，上則為日星。于人曰浩然，沛乎塞蒼冥。皇路當清夷，含和吐明庭。時窮節(jié)乃見，一一垂丹青。在晉董狐筆，在齊太史簡。”晉國董狐冒著生命危險捍衛(wèi)歷史的真實，齊國的太史兄弟為秉筆直書是實實在在付出了生命的代價，這中間一方面體現(xiàn)了歷史的神圣，不可玷污。另一方面也體現(xiàn)國古代史家忠實于歷史品格和精神。史官一旦失去了忠實，那么世家史官筆下的歷史也就會變得一文不值，正是因為如此，所以歷朝歷代的史官才把歷史的真實看作比自己的性命還要重要。

　　春秋史官的這種史觀精神為后世史家所繼承所發(fā)揚，司馬遷寫《史記》把和劉邦爭奪天下的項羽寫入本紀之中，還把劉邦當年貪酒好色，市井無賴的生活活脫脫的展現(xiàn)出來。班固在漢書中對漢武帝窮兵黷武，多殺示眾，竭民財力這樣的做法也毫無隱晦。這種史官傳統(tǒng)和道德精神使得中國的歷史記載，在強大的政治力量干擾之下最大限度的保持真實性。

　　劉知己在他的《史通》中說，史的功能是“記事載言，勸善懲惡。”所以從歷史中汲取經(jīng)驗教訓，引以為善惡之戒，這是后人閱讀歷史的一個重要目的。司馬光編《資治通鑒》，從命名上就可以看出他是要把歷史當做一面鏡子來對待，他說自己編著此書的思路就是“專取關(guān)國家興衰、系生民休戚、善可為法、惡可為戒”，強調(diào)的同樣是歷史記錄的規(guī)諫意義。在史官秉筆直書的歷史記錄面前，任何人都會做出思考，都會考慮自己在其中的位置。一個有歷史意識的人，絕不會茍且自己的行為，而是認真對待自己的人生。中國史書秉筆直書的精神，對于權(quán)力擁有者能夠起到制約和警戒的作用，即所謂 “以史制君”，對于仁人志士則能夠起到激勵作用，激勵他們努力奮斗、堅持正義、以求不朽。所以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史書不止是文化傳承的記錄，同時也對中國民族精神的塑造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所以中國古代史官文化，以及史籍記載，是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中，中國精神的重要的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