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年，讀魯迅的書，以為魯迅所記之幼年情形毋庸置疑。不料，今讀周作人的《知堂回想錄》，卻發(fā)現(xiàn)知堂所記與魯迅頗有分歧。
常言道：兼聽則明，偏聽則暗。這原本是極有道理的話，然而，將魯迅與周作人的回憶文字作比照，反覺得兼聽難明。
周氏兄弟的分歧，略陳如下。
一、關(guān)于避難外家
因祖父科場舞弊一案，魯迅兄弟有一段避難外家的生活經(jīng)歷。這段經(jīng)歷，給兄弟二人幼小的心靈留下了怎樣的烙印呢？
魯迅說：“但到我十三歲時，我家忽而遭了一場很大的變故，幾乎什么也沒有了；我寄住在一個親戚家里，有時還被稱為乞食者。我于是決心回家，……”可見，避難外家，魯迅有寄人籬下之感，留下了很不愉快的印象。
周作人說：“總而言之，我們在皇甫莊的避難生活，是頗愉快的；但這或者只是我個人的感覺，因為我在那時候是有點麻木的。魯迅在回憶這時便很有不愉快的印象，記得他說有人背地里說我們是要飯的，大概便是這時候的事情，但詳情如何不得而知，或者是表兄們所說的閑話也難說吧。但是我們皇甫莊的避難也就快結(jié)束了，大約是租典的期限已滿，屋東要將房屋回收的關(guān)系吧，……”
避難外家愉快不愉快，兩人各有感觸，印象不通；而最終離開外家，魯迅說是因為自己不愿再遭人白眼而決心回家，周作人說恐怕是因為外家典的房屋期限已滿。
二、關(guān)于種痘
魯迅說：“我的種痘卻很遲了，以為后來記的清清楚楚，可見至少已有兩三歲。”“這時我就看見了醫(yī)官。穿的是什么服飾，一些記憶的影子也沒有，記得的只是他的臉：胖而圓，紅紅的，還帶著一幅墨晶的大眼鏡。”
周作人說：“魯迅在種痘的時候，也只有兩三歲光景，但他對于當時的情形記得清清楚楚，連醫(yī)官的墨晶大眼鏡和他的官話，都還不曾忘記。我出天花是四五歲，比他那時要大兩三歲，可是什么都不記得了。只是聽大人贅述，這才知道一點，據(jù)說因為病人發(fā)熱怕光，一半也因了迷信關(guān)系，把房間窗門都用紅紙糊封，而且還把眼睛也糊了紅紙。這當時不曉得是否玩笑話，但聽去又像在講真話……”
這個問題上，周作人對魯迅的記述有所懷疑，他種痘時比魯迅年齡還大，卻毫無印象，不知魯迅怎么能記的清清楚楚？再說，周作人說話有依據(jù)——聽大人們追述——種痘時要糊封窗門，還要糊小孩的眼睛，即使相信魯迅的記憶力超常，可他是如何看見的？
三、關(guān)于藥引子
魯迅的家庭“從小康人家而墜入困頓”，除了祖父的原因，還有一個要因，就是魯迅父親的病。
魯迅父親的病，經(jīng)由當時紹興城里兩位名醫(yī)的療治而終至于死去。這兩位中醫(yī)開方，都有藥引，且都奇特。尤其是何廉臣（即魯迅文中倒過來稱的陳蓮荷），開什么“蟋蟀一隊”，“要原配”，這還差不多，魯迅覺得：“但這差事在我并不為難，走進百草園，十對也容易得，將它們用線一縛，活活地擲入沸湯中完事。”還有什么“平地木十株”，魯迅就覺得不好辦了：“這可誰也不知道是什么東西了，問藥店，問鄉(xiāng)下人，問賣草藥的，問老年人，問讀書人，問木匠，都只是搖頭，臨末才記起了那遠房的叔祖，家種一點花木的老人，跑去一問，他果然知道，是生在山中樹下的一種小樹，能結(jié)紅子如小珊瑚珠的，普通都稱為‘老弗大’。”
對此，周作人回憶說，百草園的菜地里，“同居的蟋蟀隨地都是，可是隨即逃走了，而且各奔東西，不能同時抓到”，“好容易找到了一對，用棉線縛好了，送進藥罐里，說時雖快，那時卻不知道要花若干工夫呢”。至于“平地木十株”，周作人說，“這就毫不費尋找的工夫了”，因為家里的書《花鏡》里就有介紹，并且是“掃墓回來，常拔了些來，種在家里”，自己家里就有。還說：“這是一切藥引之中，可以說是訪求最不費力的了。”
魯迅印象中抓蟋蟀是容易的，周作人卻說那是不容易的；魯迅印象中尋找平地木是大費周折的，周作人卻說那是最不費力氣的。且在父親的病一節(jié)中，周作人明白指出，魯迅是在做“詩的描寫”，是不大真實的。
四、關(guān)于父親的臨終
魯迅與周作人的父親，雖然經(jīng)兩位名醫(yī)診治數(shù)年，卻終于亡故了。父親臨終的情形，兄弟二人的回憶更是大相徑庭。
魯迅說，在父親臨終時，氣喘的難受，“連我也聽得很吃力，然而誰也不能幫助他”，有時竟閃出一個念頭，“還是快一點喘完了罷”，他在為這一思想感到有犯罪感的同時，“又覺得這思想實在是正當?shù)?rdquo;因為他愛自己的父親，不愿看到父親受此折磨。魯迅記得，父親的臨終在早晨，一位遠房叔祖的女人“衍太太”來了，她看到魯迅的父親快不行了，就慫恿鼓動魯迅：“叫呀，你父親要斷氣了，快叫呀！”魯迅便大叫父親，結(jié)果卻徒增了父親臨終的苦痛，魯迅頗為后悔：“我現(xiàn)在還聽到那時的自己的聲音，每聽到時，就覺得這卻是我對于父親的最大的錯處。”
周作人卻說，父親的臨終“時候是晚上”，“臨了也叫了兩聲，聽見他不答應，大家就哭起來了”，那也是“是時照例”的“一套不必要的儀式”，沒有什么大不了的。與魯迅分歧更大的是“衍太太”，周作人說，沒有“衍太太”的登場，因為按照民間習俗，“凡人臨終的時節(jié)，只是限于平輩以及后輩的親人，上輩的人決沒有在場的”。“衍太太”是魯迅父親同曾祖的叔母，“又在夜間，自然更無特地光臨的道理”。周作人認為，魯迅“請她出臺”，“無非想當她做小說里的惡人，寫出她陰險的行為來罷了”。
對這一分歧，周作人指出，這里沒有什么詩意，他自己“這里所說都是平凡的事實”；而魯迅對父親臨終的記述，是用小說筆法。
讀罷周氏兄弟相去甚遠的記憶，不禁想問，到底誰說的話是可信的？這個問題難以找到答案。然而，讀出這種差異，卻也是耐人尋味的。
周作人在《知堂回想錄》的“緣起”和“后記”中，一再強調(diào)，他想記下的是樸素的真實，是不追求“詩意”的，而魯迅的記述，往往是“詩意”的。這也就不言而喻，魯迅為了“詩意”，所記便與事實有出入。若魯迅真的如同周作人說的那樣，以小說筆法寫回憶文章，那可是對讀者的“忽悠”，是令讀者感到很不愉快的事情。那么，究竟誰說的是事實呢?
周作人與魯迅，兄弟不和以至于老死不相往來，其是非恩怨外人難以了斷，不過揣摩一下周作人后來讀魯迅的書時的心緒及寫到魯迅時的心態(tài)，那一定是很微妙的。他是以嚴謹?shù)膽B(tài)度不為尊者諱呢，還是被兄長的光芒遮蔽數(shù)十年后終于可以吐一吐悶氣呢？抑或心里別有什么酸澀？在那樣的心態(tài)下寫出來的文字，一定也有奇妙的味道。
魯迅的回憶在前，知堂的回想在后，知堂寫作時有了放矢之的；知堂對魯迅指指點點的時候，魯迅早已作古，無以回應，若魯迅有知，會是保持沉默呢還是有話要說？若有話要說，不知又會有何說？
讀周氏兄弟的文章，最終還是兼聽難明，卻能讀出某種微妙，某種趣味，引發(fā)某種玄想。這閱讀，也就別有韻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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