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賢亮是我國當代文壇具有自己成熟的獨特風格的作家之一。他的作品深沉冷峻、悲滄婉轉、雄闊壯美。他的為數(shù)不算太多的作品，塑造了一批個性鮮明、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
黑格爾說過：“性格是理想藝術表現(xiàn)的真正中心。”
剖析一下作者近年來所創(chuàng)造的人物群像的性格，探索一下作者在藝術實踐中追求完美而深刻的性格藝術的發(fā)展軌跡，對于理解作品的成就和認識作者在我國當代文壇的地位，是不無重要意義的。本文的論述分為一下三個部分：
（一）、說不盡的馬纓花
（二）、從《靈與肉》到《綠化樹》
（三）、人•自然•時代
說不盡的馬纓花
作者筆下的人物群像，從不同的角度，大致可以分為幾個外延有所交叉的形象系列。例如：身遭歷史劫難的知識分子形象系列、女性形象系列、改革者形象系列、普通勞動者形象系列等。其中女性形象系列的人物又似乎是最為出色和豐滿的一組。這里有謙恭卑微、與世無爭的陜北女乞丐（《邢老漢和狗的故事》）、有善良淳樸的賢妻良母李秀芝（《靈與肉》）、有美麗熱情而命運悲慘的喬安萍（《土牢情話》）、還有情火熾烈、柔中有剛韓玉梅（《河的子孫》）等等。而《綠化樹》的女主人公馬纓花則很難用一句話準確的話把她說清楚。這個令人困惑的藝術形象的性格內(nèi)涵是如此豐富：她集女兒的多情、母性的柔腸和男子的剛強于一身。天真未鑿卻又深諳事理、身處困苦卻又樂觀灑脫、沒有文化素養(yǎng)卻有洋溢著智慧的幻想。一往情深而又漫不經(jīng)心、善良而又潑辣、簡單而又令人不可捉摸……。夠了，夠了。對于她的復雜性格，我們還可以說上許多許多。記得歌德在評價莎士比亞筆下的人物形象時曾說過這樣的一句話：“說不盡的莎士比亞。”對于馬纓花我們也只好這樣說：“啊！說不盡的馬纓花！”
對于這個人物形象，評論界和讀者們眾說紛紜、褒貶并起。贊賞者歡呼文學的百花園中終于綻開了一株期待已久的“閃耀著光和美”的“野性之花”。反對者則認為這不過是“一個有著變態(tài)心理的性解放的女人形象”。“六十年代的馬路天使”而已。為之傾倒者高聲喝彩，預言作者正在邁上巨匠的肩頭、并將為我們民族和我們國家在世界文壇爭得世界性的榮譽。而不以為然者則嚴厲指責作者的嚴重失誤。
以下這些問題引起人們的激烈爭論：
她一無所求地愛上了落難的青年詩人張永璘，為他“苦得頭上長草也甘心”。卻又刻薄地“不希待”同屬“筋肉勞動者”并雖雪中送炭，幫渡饑荒，善良而寬宏的海喜喜。她是無私的還是自私的？她守身甚嚴，任何一個心有所圖的男子對她只能可望而不可即。（即使對張永璘也是一種排除肉欲的愛意）。卻又利用自己的姿色開著聲名曖昧的所謂的“美國飯店”。她是自尊自重的還是自輕自賤的？她勤勞淳樸、樂于助人。卻又利用勞動以外的不正當手段謀取額外的食糧。她是高尚的還是卑劣的？這些相互對立、彼此矛盾的性格特征共存于她的身上。人們不禁要問，這個形象是真的、善的、美的？還是假的、惡的、丑的？
我們似乎遇到了類似哲學史上康德的四個“二律背反”那樣曾使人困惑不解的難題。但是，也正如康德作為黑格爾的直接前驅，他的“二律背反”中所包含的深刻思想已經(jīng)預示了日后博大精深的黑格爾辯證法一樣，我們欣喜地感覺到，馬纓花這種復雜的性格類型在當代中國文學畫廊的出現(xiàn)，似乎也在預示著什么。
為著理解馬纓花的性格，有必要看一看黑格爾老人的見解。黑格爾在其力作《美學》中，有一段精辟的議論。他指出：“每個人都是一個整體，本身就是一個世界。每個人都是一個完整的有生氣的人，而不是某種孤立的性格特征的寓言式的抽象品。”把人當作一個完整的“整體”，當作一個充滿矛盾的生動的“世界”來描寫。這正是古今中外的文學巨匠們創(chuàng)造復雜性格形態(tài)人物形象的理論依據(jù)。這是并非任何一個作家都能達到的高度。
“人在本質上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人的內(nèi)心世界不可能只是單一的社會生活內(nèi)容的反映�，F(xiàn)實社會生活的多樣性和復雜性，也必然地反映為人的性格整體的多重性、豐富性和矛盾性。
正如黑格爾在同一著作中所指出的：“例如在荷馬的作品里，每一個英雄都是許多性格特征的充滿生氣的總和。阿喀琉斯是最年輕的英雄，但是他一方面有年輕人的力量，另一方面也有人的其它一些品質。荷馬借種種不同的情境把他的這種多方面的性格都揭示出來了。”“他一方面是個最漂亮最暴躁的少年。”“可是另一方面他也很尊敬老年人。”“但是對于敵人，他卻是很容易發(fā)火，脾氣暴躁愛報復，非常兇狠。例如他把敵人的尸體綁在他的車后，繞著特洛埃城拖了三個圈子。”“但是（赫克托的父親）老普萊拉姆來到他的營帳，他的心腸就軟了下來，他暗地里想到自己的老父親，就伸出手來給哭泣的老國王去握，盡管老國王的兒子是他親手殺死的。關于阿喀琉斯，我們可以說“這是一個人！高貴的人格的多方面性在這個人身上顯出了它的全部豐富性。”
按照黑格爾的見解，追溯張賢亮邁步文壇幾年來的足跡，可以看到，作者對現(xiàn)實生活的深刻認識和辯證思索，正在變?yōu)閯?chuàng)造完美的多重型性格人物形象的藝術實踐。馬纓花這個藝術形象凝聚著作者不懈的藝術追求和審美探索的勇氣和膽識。張賢亮在進行著開拓性的努力，他在勇敢地向著匠師們的高度沖擊。故而，對其作品和人物形象底蘊的歧義紛起，毀譽參半的評論，對于作者來說其實倒是十分可喜的。古今中外的文學大師們所創(chuàng)造的一系列光彩奪目的復雜性格形態(tài)的人物形象——例如：老托爾斯泰筆下的“安娜.卡列尼娜”“聶赫留朵夫”‘曹雪芹筆下的“賈寶玉”“王熙鳳”、魯迅筆下的“阿Q”等——人們至今仍在爭論著其性格內(nèi)涵的意義或仍在不斷發(fā)現(xiàn)其新的內(nèi)涵，這已可以用文學界的一句行話來說明“形象大于思維。”
問題是，若干年來，我們文學作品中較為完美的復雜性格形態(tài)的人物形象，實在是太少了。而包括筆者在內(nèi)的相當多的讀者和評論界，甚至某些大家，受一種簡單化概念化的欣賞習慣的禁錮也太久了，以致曾出現(xiàn)過指責杜甫的詩作未能給人民指出出路那樣的荒唐事。從“文以載道”到“文藝為政治服務”，不無偏頗的文藝批評理論，對我們民族文學眼界的開闊不能說沒有一定的消極影響。至于把文藝完全徹底當作政治斗爭使喚丫頭的十年文化浩劫，則不過是把那種“左”的思想統(tǒng)治推向可笑的極端罷了。當然，這只是幾句題外話。
從《靈與肉》到《綠化樹》
半生遭遇坎坷的張賢亮，是一位有著嚴肅的歷史責任感和良好的藝術功底的作家。自一九七九年重入文壇以來，他發(fā)表的每一部作品都能緊扣時代的重大主題，并且在人物性格所蘊含內(nèi)容的深度和廣度上，在人物性格整體的審美功能上力求完美步步出新。
從《邢老漢和狗的故事》到《河的子孫》、從《靈與肉》到《綠化樹》，隨著作品主題由單一性到多義性的深化，人物性格也由較單純而趨向豐富和復雜。
例如：發(fā)表于一九八零年的《靈與肉》，其男女主人公的性格構成就相對單純一些。在長期的交織著痛苦與歡欣的平凡勞動中，在與樸拙淳厚的普通勞動者朝夕相處的生活和與大自然物我無間的交融中，許靈均的生命之根深深地扎在了祖國大地的深處。環(huán)境的單純形成了他性格的單純。這個出身于鐘鳴鼎食之家的落難知識分子，對“出國”與“回鄉(xiāng)”的選擇幾乎是不假思索、僅憑著一種直覺的本能。他對祖國、大地的依戀，靠的不是由理性思維得來的理性認識，而是在與黨和人民患難與共的生活中結晶出來的深刻而珍貴的感情。他的愛情生活，也是沒有波瀾、缺少必要的沖突。相比之下，同是落難知識分子，此后出現(xiàn)的石在（《土牢情話》）和張永璘（《綠化樹》），其精神活動的層次和性格整體的構成就呈現(xiàn)一種縱橫交錯的網(wǎng)絡狀，真切地表現(xiàn)了深受煉獄之苦的知識分子的痛苦、迷茫和求索的心理狀態(tài)。
而發(fā)表于一九八二年的《河的子孫》，其人物性格的復雜性和矛盾性，已經(jīng)可以看作是作者最終創(chuàng)造出了馬纓花的性格類型的過渡。在“左”的寒流滾滾的年代，理論脫離實際甚至相悖于實際的不正常政治生活，使搞不清瑞士在中國還是在外國的農(nóng)村基層干部魏天寶形成了分裂的二重性格。“保護好鄉(xiāng)親們”的自覺愿望與陽奉陰違的處世哲學，莊戶人的忠誠與小生產(chǎn)者的自私狡黠，強烈的正義感與屈服于實際利害的妥協(xié)精神，冷靜的政治遠見與虛妄的政治野心，燃燒的情欲與升華的愛情，這一切都共存于他的身上。莊戶人的良心和共產(chǎn)黨員的理智，又使這個黃河的子孫不勝重負的內(nèi)心世界時時掀起軒然大波。在老干部們歌頌黃河的莊嚴歌聲的觸發(fā)下，這條獷強剽悍的漢子，爬在黃河岸邊“全心全意”“當作一件正事似的”涕泗滂沱，嚎啕大哭。魏天寶的號哭，是他那像“藥材店柜臺的抹布——酸甜苦辣咸‘五味俱全’”的復雜性格的感性呈現(xiàn)。再沒有比他的哭更能說明問題的了。正如作品中一位老干部所說：“在這種時候，會這樣哭的人一定是個好人。”這是由他的性格的主導面——他終究是個善良的農(nóng)民——所決定的。在與韓玉梅心靈相通的愛情中，在古老黃河的感召下，他的“半個鬼”的分裂性格“合而為一”為“保護好鄉(xiāng)親們”的自覺愿望，也終于升華為不可阻擋的改革潮流的必然契機。主人公的復雜性格所概括的深廣的歷史內(nèi)容，體現(xiàn)了作品主題的深刻性。而該性格的矛盾性，又都能在廣闊的社會生活背景上找到其合理的依據(jù)。
但也應該看到，作品雖著力于刻畫掙扎于極“左”的政治漩渦中的普通人的命運，但魏天寶這個莊戶人的英雄的傳奇色彩似乎過于濃了一些，因而共存于他身上的性格的矛盾性就顯得還不是十分的和諧、含蓄和完美。
發(fā)表于一九八四年的《綠化樹》，則標志著作者的性格藝術在質上的飛躍和突破。而此前的一系列作品，則可以看作是這個爆發(fā)式的飛躍的量的準備和部分的質變。
以作者的人物群像的女性形象系列來說，從《靈與肉》的李秀英到《河的子孫》的韓秀梅，再到《綠化樹》的馬纓花，人物性格明顯地有了一個逐步深化的過程。
李秀芝是一個賢妻良母式的人物，一個具有我們民族的傳統(tǒng)美德，并為人們所一致贊美的勞動婦女的典型形象。她純樸、善良、樂觀、忠貞。其性格要素的性質彼此相似或相近，具有互不排斥、互不矛盾的規(guī)定性。
而馬纓花則不然，她的性格整體要復雜得多。表現(xiàn)為諸要素的多層次性、多方向性、以及彼此對立、互相矛盾。例如：李秀英以自己的雙手開辟生活之路，創(chuàng)造了具有體力勞動者尊嚴感的自食其力的生活方式。她常說“錢只有自己掙來的花得才有意思，花得才心里安逸。”而馬纓花對那些有曖昧之心的男子送來的食物，則來者不拒，并心安理得地說“不吃白不吃。”“他們給我吃食，哪些是他們自己腰包里掏出來的？我不要，他們拿回去自己吃了，還不如咱們吃掉哩。”
再如韓玉梅，雖迫于生計而曾以身易物。但她一有轉機，就走下青樓，痛改前非。“婊子從良餓死狗”，她的道德是為人們所認可的。即使與有婦之夫魏天貴的“揪心扯肺”的愛情方式，也時時受到內(nèi)在的傳統(tǒng)道德力量的制約。她的“私生女”的來龍去脈也被交待得清清楚楚；哪是為有求于“壞干部”的誘騙所致。而馬纓花的“以情易物”的求生存的方式已獲得了“多角戀愛”的曖昧名聲，更不要說她那“謎”一樣的“私生女”了。
規(guī)范人們相互關系的倫理道德，構成了李秀芝性格的完善，韓玉梅性格的缺欠和馬纓花性格的矛盾。在我們這個習慣于以道德準則品評人物的國度里，人們贊美李秀芝，同情韓玉梅而指責馬纓花。
但是，完全以道德及政治學、社會學的概念和標準評價人物，已超出了文學評論的范圍。要知道，倫理道德的完善和藝術形象的完美并不是一個平行的等量概念。絕對地顧及道德的完善，就會失去人物性格的真實性。故而，作者不是以抽象的道德的尺度去剪裁人物的靈魂，而是在現(xiàn)實生活的復雜變幻中，尋找人物存在的道德依據(jù)，展現(xiàn)人物性格的真實性和豐富性。
《靈與肉》中，有這樣一段話：“咖啡苦中有甜，而且甜和苦是不能分開的。二者混在一起才形成了這種特殊的、令人興奮和引人入勝的香味。”這可以看作是對馬纓花性格的理論注解。在這樣的藝術見解指引下，作者終于創(chuàng)造出了這個成功的復合型性格形態(tài)的人物形象，使她象咖啡那樣“苦中有甜”“引人入勝”，比之李秀芝式的形象，別具一種迷人的藝術魅力和更高級的審美價值。說她不道德也好、指責她丑惡也罷，她就是她，活生生地出現(xiàn)在文學畫廊里。
馬纓花這個性格類型的成功，不僅在于實現(xiàn)了性格整體諸要素的多層次性、多方向性，而且在于以性格的主導面為中心，展示了其所蘊含的豐富而深廣的內(nèi)容，并最終達到了性格的一貫性、穩(wěn)定性和發(fā)展變化的統(tǒng)一。
馬纓花真誠、善良、富于同情心。從不背后說人長短，喜愛和現(xiàn)實毫不相干的幻想。善良的同情心，使她把幫助孩子多的婦女縫補衣服當作自己的份內(nèi)之事。也僅僅是真誠的同情心和憐、使她把餓得“臉都發(fā)灰了”“瘦雞猴”的落難青年張永璘引進了自己充滿溫馨的小屋。只是在張永璘經(jīng)受了勞動的考驗和暴力的挑戰(zhàn)之后，這種同情才發(fā)展為愛情。這里發(fā)生作用的僅僅是毫無現(xiàn)實目的的同情心，即使別人回報一聲感激的“謝謝”，也會使她詫異不已。她沒有識別人的“政治覺悟”，卻自有其淳樸的勞動者判斷是非的生活本能。她無緣受到現(xiàn)代文明的熏陶，卻也沒有受到“文明”社會人情世態(tài)的精神污染。難能可貴呀！在二十多年前，馬纓花們就自行打破對知識分子的偏見，把“念書人”當作“咱們的人”。她們不是比某些人、某些理論要高明得多么？這豈不又是極為有道德么？不要忘記人民，在任何情況下人民都在按自己的本能行進在創(chuàng)造歷史的前列。這或許是作品傳遞給我們的信息之一。
馬纓花愛笑，幾乎無事不笑，并且在任何時候、任何條件下都能笑得出來。人世間的一切痛苦，在她漫不經(jīng)心和嬉皮笑臉的怪相前都煙消云散。這個撒馬爾罕人的后裔，“把有一個男人在她旁邊正正經(jīng)經(jīng)地讀書，當作童年時的映象形成的一個憧憬，一個美麗的夢”。她的排除肉欲的愛情追求，給她那富有詩意和迷人的藝術魅力的形象，再添上一道圣潔的光環(huán)。
坦誠、善良、樂觀、剛強，這些反映勞動人民本質方面的思想心理特征，構成了她性格整體的主導面，顯示著她獨特性格的一貫性和穩(wěn)定性。
人•自然••時代
馬纓花是一個從生活中而不是從觀念中走出來的形象。她的獨特性格是她所在特定環(huán)境的產(chǎn)物。只有理解了那個奇異的自然環(huán)境和特殊時代，才能真正理解她性格的合理性，也才能了解作者性格藝術的一個重要特征——濃烈的地方色彩和準確的時代感。
在《綠化樹》中，作者借評價海喜喜的民歌之機，說出一段實際包含自己美學見解的話：“我可以說，沒有一首歌曲使我如此感動。不僅僅是因為這種民歌的曲調糅合了中亞西亞和東方古老音樂的某些特色，更在于它的粗獷、它的樸拙、它的蒼涼，它的遒勁。這種內(nèi)在的精神是不可學習到，訓練不出來的。它全然是和這片遼闊而令人愴然的土地融合在一起的；它是這片土地，這片黃土高原的黃色土地唱出來的歌。”
可以認為，作者筆下的“大西北人”群像的性格也是“和這片遼闊而令人愴然的土地融合在一起的”。他們的氣質、心理特征和精神類別，不但積淀著社會生活的傳統(tǒng)，而且也凝聚著自然環(huán)境的折光。例如、大西北人特有的硬直剛健、粗獷豪爽的男子漢性格，就是由他們與惡劣艱苦的自然環(huán)境的長期斗爭磨練出來的。
改革者形象之一的龍種（《龍種》），是一位理論素養(yǎng)較高和斗爭經(jīng)驗豐富的領導干部。在改革中，他首先遇到的阻力是擁有盤根錯節(jié)的勢力，心懷敵對情緒并有組織地反抗改革的農(nóng)場黨委副書記鄭福林。在這場斗爭中，龍種打破世俗習慣，憑借第一把手的權力，主動進攻、突然襲擊、揭穿老底、上綱上線，采取了公開撕破面皮的非常手段，使得長于表面一團和氣而私下勾心斗角的鄭福林們潰不成軍。這場痛快淋漓的交手戰(zhàn)，充分體現(xiàn)了雷霆萬鈞的改革潮流的歷史正義性和真正共產(chǎn)黨人的戰(zhàn)斗風格。而閃爍其中的大西北男子漢雄強彪悍的氣質，不也可見一斑么？！
由此聯(lián)想到被同稱為“西部文學”的路遙的《人生》，它的成就是無可非議的。但就人物性格的地方色彩來說，其主人公的性格內(nèi)涵與陜北的“黃土高原格調”似乎并無必然的內(nèi)在聯(lián)系。高家林必然是當代中國農(nóng)村青年的典型形象，但并非必然是陜北農(nóng)村青年形象。如果舍去服飾，方言等外在的區(qū)別，那么視高家林為關中青年或劉巧珍為江南秀女也未嘗不可。這不知是否為美中不足之嫌？相反，例如馬纓花這株“喜光、耐干旱瘠薄”的荒野之花，則無論如何也不會被誤認為出水芙蓉或空谷幽蘭。
《綠化樹》中，張永璘與海喜喜的“情場惡斗”，是一個極富地方色彩的場面。有趣的是，張永璘這個“念書人”的以惡對惡、以暴抗暴的行為，出乎意料地得到了全體男女農(nóng)工的一致贊賞。馬纓花則“象授予凱旋的旗幟似的把叉交到‘我’的手上，”并象宣布考核結果似地說：“你，倒挺象咱們的人！”。沖突象一塊磨刀石，擦亮了主人公的性格。同時也展示了那個鮮為人知的奇異存在：地處中原精神文化傳統(tǒng)影響邊緣的窮鄉(xiāng)僻壤，原始淳樸而又帶有塞外少數(shù)民族色彩的民風，異地為鄉(xiāng)的人們?nèi)鄙僮诜P系約束的鄉(xiāng)俗等等。這就是馬纓花的獨特性格得以產(chǎn)生和存在的環(huán)境。
同時，不要忘記人物所處的時代。那是一個天災人禍交并的普遍的大饑餓年代，每個人都面臨著求生存的問題。魏天貴用陽奉陰違的手段，甚至導演了獨眼郝三催人落淚的舍生取義壯舉，才換得全村人的溫飽。張永璘發(fā)揮自己知識和智慧的優(yōu)勢，利用人們視覺的誤差和邏輯的錯亂來減緩沉重的饑餓感。魏天寶（《河的子孫》）和郭福源老漢（《隴上秋色》）則鋌而走險，偷得“路斷人稀”。對“左”的失誤的懲罰也無情地落到了普通勞動者的身上。
管子說“倉廩實則知禮節(jié)、府庫足則知榮辱”。作者依據(jù)唯物史觀，從生活的真實出發(fā)，讓人物的命運按其自身性格的邏輯而起伏跌宕。在那對完善道德的追求普遍地讓位于求生存需要的年代，同是生機維艱、苦難深重的勞動婦女，比之韓玉梅和陜北女乞丐的令人不忍卒讀的舍身易物，難道不可以說，馬纓花冷靜的權宜之計，甚至表現(xiàn)了一個天性坦誠又樂觀幽默的普通勞動者狡黠的匠心么？她機智練達地生活在塵世間，與自己的生活環(huán)境和諧相處。對于她，空洞的道德說教固然是不相宜的，即使象同情淪落風塵的妓女那樣憐憫她的做為，也不免散發(fā)著一點平庸氣。馬纓花之為馬纓花，正在于她是黑格爾所說的“這一個”。他有按自己的邏輯和道德，在自己的環(huán)境和時代合法生存的權力。
在《綠化樹》中，作者借男主人公之口發(fā)過這樣的感慨：“在我們的文學中，在哺育我的中國文學和歐洲文學中，這樣鄙俗的粗獷的，似乎遵循著一種特殊的道德規(guī)范，但卻機智的，智慧的懷著最美好感情的體力勞動者，好象還沒有一席之地。”正基于此，作者起而為大西北的普通勞動者立傳了。于是，一個個積淀著歷史的傳統(tǒng)，凝聚著自然的折光，保持著健康本能而又帶有時代局限性的普通人的形象，從現(xiàn)實生活中，從作者的心中走出來了。比起民主革命時期的朱老忠（《紅旗譜》）、趙玉林（《暴風驟雨》）和合作化時期的梁生寶（《創(chuàng)業(yè)史》）等高大莊嚴的形象，馬纓花們并不完美，但卻熠熠生輝，自有其迷人的魅力。不同的時代主題，對人物的性格藝術有著不同的要求，同時也提供著不同的性格整體外在化的條件。朱老忠們的身上寄托著人們的理想和希望，閃耀著共產(chǎn)主義的思想光輝。而馬纓花們則因襲著歷史的重負，啟迪人們對走過的那段坎坷歷史進行痛定思痛的反思。張賢亮正是以嚴肅的歷史責任感，準確地把握著重大的時代主題，在人物與社會生活的相互關照中，以自己獨特的性格藝術再現(xiàn)著生活。
藝術貴在獨創(chuàng)。張賢亮以真正藝術家的勇氣和膽魄，闖進了性格藝術之宮。他看到的是一個琳瑯滿目、氣象萬千、別有天地的大千世界。在對生活的真切體驗，濃烈的地方特色和準確的時代感的交匯點上，馬纓花的形象脫穎而出。真實深刻而又處處透射出明麗的亮色，細膩柔婉而又時時給人以堅實的力感，作者的獨特的性格藝術令人耳目一新，成功地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度和新的起點。在今年五月于西安舉行的“西北五�。▍^(qū)）文學與科學筆會”上，作者響亮地提出：“如果說，中國文學要走在世界前列，那么，大西北文學也要走在中國文學的前列。”我們相信，這一號召正在作者頑強地孜孜不倦地藝術追求中變?yōu)楝F(xiàn)實了。
(作者工作單位:西北大學現(xiàn)代學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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