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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賢亮是一位被同時劃為“尋根文學”、“傷痕文學”和“反思小說”的新時期小說作家，他是被曾鎮(zhèn)南稱為在中年作家群中是才華特出、最具“轟動效應”的一位。張賢亮的《綠化樹》被認為是對社會政治歷史時期的“反思”、“懺悔”和“自審”。張賢亮幾乎參與了新時期以來文學革新的各個不同的階段，并且做了積極的探索和試驗，他的幾乎每一部作品的出世都造成了一定的轟動效應。

        張賢亮的精神世界是一個反叛的世界，他主要是反叛“左傾時期”不人道的社會政治的迫害，追求一種反政治運動的能夠表現(xiàn)人性的人道主義精神。他通過小說的形式，用反叛的眼光和批判的角度來表現(xiàn)時代的悲劇主題，用藝術(shù)的夸張手法和性心里的擬構(gòu)渲染政治的不人道給人們所帶來的肉體上的、精神上的痛苦和性的壓抑，以表現(xiàn)現(xiàn)實對于人性的背叛。

       “左傾時期”的中國，人性受到了空前的壓抑，人道主義被踐踏，包括張賢亮在內(nèi)的一代人深受其害，對于他們來說，這種切膚之痛無以言表，既然人性受到了殘酷的壓抑，那么張揚人性就成了張賢亮小說的主題，而人性中的人道主義又是張賢亮執(zhí)著的精神追求。

          應該說，洪子誠對于文學和使人性與人道受控制的政治的看法是負責任的：

         在我國當代文學的發(fā)展過程中，藝術(shù)與非藝術(shù)在質(zhì)的規(guī)律性與功能上“混淆” 的情況，最突出表現(xiàn)在文學與政治的復雜關(guān)系上。人們已經(jīng)一再指出，從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文學成為政治活動、政治斗爭的“附著物”，成為后者的工具或“武器”，政治宣傳和政治性教諭，被規(guī)定為文學的最重要的功能。在這段期間，文學在相當大程度上，失去了獨立的、藝術(shù)的品格與價值。[1]

        顯然，新時期以來作家們自覺地反叛并為人性和人道呼吁、吶喊是文學的自我拯救和社會責任感的加強。

        “左傾時期”對于人道和人性的破壞在張賢亮筆下一直是貫徹始終的，《刑老漢和狗》中的刑老漢和狗形影相吊、相依為命，刑老漢一生得不到女人的溫暖和家庭的溫馨，行乞女人的出現(xiàn)使他過了一陣子“男人”的生活，她的悄然離去使他最終連一個“沿門乞討的女人”都得不到，而只能與狗為伍，在此基礎(chǔ)上所產(chǎn)生的狗性和人性的“和睦相處”，但可悲的是他最終連一條患難與共的狗都保護不了�！鹅`與肉》中的許靈均和秀芝的戲劇性結(jié)合，這種“先上車后買票”的方式似乎順理成章、天經(jīng)地義地成為那個時代的一種有代表性的婚姻模式。許靈均之所以拒絕美國和億萬家財?shù)恼T惑就是他已被改造的像個“有罪的人”了，這并不是說他有一種盲目的愛國熱情，而是現(xiàn)實使他接受秀芝比接受他父親和女秘書所告訴他的“女人只不過是男人的一件衣服”更容易。《河的子孫》中魏天貴對韓玉梅有著深刻的激情和強烈的欲望，然而他卻始終未敢越雷池一步，有太多的顧慮使他不敢接近更不敢接受自己所愛的女人，而不得不伺候自己的懶婆娘。可見社會對人的思想和行為的規(guī)范超越了人性從而背叛了人本身�！毒G化樹》中章永粼之所以“坐懷不亂” ，就是政治對人性的壓迫像懸在他頭頂上的一把利劍，求生使他不能求其他，情欲是必須無條件壓制的，所以社會現(xiàn)實規(guī)范他只能安坐在小板凳上讀《資本論》，以精神上的滿足來填補肉體上的缺憾�！读晳T死亡》中“我”到處“尋花訪柳”與女人做愛的原因就是“我” 的人性曾受到過極大的壓抑和創(chuàng)傷，導致“我”的人格的變異和對性的無休止的追求，“對于章永粼，最大的缺失是性缺失，最大的補償是性補償。”[2]到了《我的菩提樹》中，就直接了當?shù)貙?ldquo;左傾時期”的非人道提出了強烈的控訴：“既然已經(jīng)把侮辱人當作教育人的手段，人也就自然而然地不要臉了。這種手段成為風行全國的正當教育方式后，全民就會無恥化。過了多少年我們才會發(fā)覺人民群眾中普遍的不知廉恥會給整個國家整個民族造成多大的危害。”[3]

        非人道的壓抑并非來自一個方面，而且一旦陷入了數(shù)重壓抑的重圍，就很難突破出去。當政治壓抑、疾病和死亡壓抑、饑餓壓抑、性壓抑等一齊襲來的時候，人們就會在一定范圍內(nèi)、一定程度上被扭曲靈魂，在一定程度上“變態(tài)”，正如張賢亮所寫的“這時對我來說，能夠保存一具純粹生理意義上的‘活’的軀體，才是最最重要的。如果人不怕冷，像猴子一樣光著身子也能‘活’，我會把褲衩都脫下來換了吃掉。”[4]

        張賢亮對于“左傾時期”的非人道描寫往往是一針見血的毫不留情的。他善于從政治和性的角度去描寫，他自己也說，他的小說是“政治小說”，評論界同時也認為他的小說是充滿“泛性論”的性或性心理小說。

        非人道的社會往往會導致社會的不正義和真理的不公正，“最寶貴的東西是人內(nèi)心的體驗只讓它埋藏于內(nèi)心，千萬別說出口。世界上的真理都無法證明，凡是能說的一清二楚的道理都摻著假。與其一本正經(jīng)地說半真半假的話不如把一點內(nèi)心體驗嵌在玩笑里。”[5]整個社會的虛偽的集體性謊言會使人性集體扭曲，變得集體頹廢或者消極。“反理性、反理想主義的壓迫和折磨，并不是以赤裸裸的猙獰面目出現(xiàn)，而是在被壓迫、被折磨者所認同的理想主義中所實行的。”[6]理性的破碎、理想的覆滅，使人在社會中失去自己存在的地位與價值，自我的個體的消解隨著人性的墮落一起消沉。

        理性消亡之后便是人性的扭曲與變態(tài)，更談不上人的尊嚴與自尊。在張賢亮的作品里，完全打碎了人的尊嚴與自尊，人變成一種可怕的動物，一種能毀滅人自身存在的動物。他在《習慣死亡》里寫道：“我們當時生活與其中的社會，不允許任何人有個人隱私。任何人的任何隱私都要向黨‘交代’出來，包括個人的日記在內(nèi)。領(lǐng)導根據(jù)人們交代出來的隱私的隱秘的程度來測定每個人對黨忠誠的態(tài)度。領(lǐng)導認為只有那些把最不可告人的隱私交代出來的人才是最忠誠的。有的人為了表示自己極端忠誠，絕對忠誠，甚至虛構(gòu)出許多自己原來并沒有的‘反黨反社會主義思想’。而恰恰是這樣一些人最終受到處罰，被投入勞動改造。在眾多的‘思想犯’中，因為主動交出的日記上有某些字句被領(lǐng)導發(fā)現(xiàn)問題的人，占很大比例。”[7]正因為張賢亮對于“左傾”有著自己心靈和肉體上的巨大的創(chuàng)傷和歷史的見證，所以他才要從這一角度去發(fā)掘人性和被壓抑被剝奪了的人性。

        在批評界中，曾鎮(zhèn)南對張賢亮的評價比較中肯，他說：

       “另一位具有大作家潛質(zhì)的中年作家是張賢亮。他的短篇小說《刑老漢和狗》、《吉普賽人》；中篇小說《土牢情話》、《綠化樹》、《男人的一半是女人》；長篇小說《男人的風格》，已經(jīng)成為我國當代文學中的奇珍。他的作品不但在國內(nèi)讀者中具有獨特的號召力，而且也獲得了國內(nèi)外讀者的喜愛。……張賢亮曾很自負地對我說：‘即使我沒有別的作品，只要有這部長篇，我在文壇上的地位也足以確定。’我一向是對作家們動輒口吐狂言很不以為然的，但讀了《習慣死亡》，我對此只能默默然頜首。”[8]

        張賢亮在當代作家中的地位的確是應該給予肯定的，他對于文學的貢獻也是不容置否的。           

        曾鎮(zhèn)南認為張賢亮是構(gòu)成文壇中堅力量的中年作家之一，在新時期文學的發(fā)韌和噴涌期，以作家敏銳、堅實、新穎的作品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在藝術(shù)的道路上不斷攀援、探索，拿出了可以標志自己一生的文學成就的作品。他說，張賢亮的長篇小說《習慣死亡》把性的主題和死亡的主題擰在一起，深刻暴露了幾度從死亡線上逃生而如今穿行于東西方感受著現(xiàn)代氣息的中國知識分子破碎的心靈。這部力作標志著他的創(chuàng)作邁上了一個新的高度。曾鎮(zhèn)南以一個評論家的良知說：

“張賢亮的兩部長篇《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和《習慣死亡》，都從性的角度探尋了人類的激情和死亡的體驗，其主體遠遠超逸出了對一個苦難的、荒誕的時代的評論。象這樣一些新的文學主題，都是‘文革’前的文學所不可能有的。”[9]

 

人道主義是人文主義的象征，是人性和人權(quán)的集中體現(xiàn)。人道主義是整個人類的終極追求之一，誰違背了這個至高無上的規(guī)律，誰就要受到懲罰。“反叛”和“批判”是張賢亮幾乎所有小說的兩個并行的主題，張賢亮意欲通過文字游戲達到對整個現(xiàn)實世界的批判。比如：“說透了，這文化大革命就是場大買賣！”[10]

張賢亮的反叛與批判有兩種，一種是直截了當?shù)匕l(fā)表自己對社會對人性的壓抑（包括性、自由、饑餓、生存等）來表現(xiàn)對人的不公正、不合理。在一定的歷史條件下，不合理就是合理的、不公正就是公正的，做為個體是沒有力量反對整個社會對人的毀滅性的打擊。他說：

“有的人萬念俱灰去皈一佛教，有的人萬念俱灰玩世不恭，有的人萬念俱灰歸隱山林……這都是主觀能動性的萬念俱灰，他本人還有選擇的自由。已經(jīng)失去主觀能動性的，失去了選擇的余地的萬念俱灰才是最徹底的。這種萬念俱灰不是外界影響和刺激的結(jié)果，是肉體質(zhì)量的一種精神表現(xiàn)。油干燈滅，但火焰總是逐漸微弱下去的。它最后那一點螢火蟲似的微光，還能照著你看著自己怎樣死去，也就是說，它要把你一直折磨到死。死，并不可怕，尤其在我這樣的時候，可怕的是我能非常清醒地看見自己一步一步地走向死亡的全過程，看著生命怎樣由抽絲一般從我的軀殼里抽盡……”[11]

    張賢亮善于運用夸張和黑色幽默的手法來表現(xiàn)人性的壓抑，肆意地嘲笑人在生存本能的支配下的精神世界，毫不掩飾地諷刺社會、政治對人的壓迫。饑餓是那個時代的普遍的現(xiàn)象之一，在饑餓的愚弄下，人顯得如此的脆弱而不堪一擊，他在《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中寫道：

餅子約摸有一兩重，由于放的很久，表面上竟有一層暗淡的光澤，很像一塊硬巧克力。它旁若無人地、藐視一切地坐鎮(zhèn)在我的草鋪上，使我非常地困窘；我那‘把荊棘當作鋪花的原野’的精神也受到了挫折。剩下的黃蘿卜在昨天回來后就煮著吃光了，沒有一點東西可以抵擋從心底里、而不是從胃里猛然高漲起來的食欲；沒有一點東西可以把我洶涌澎湃的唾液堵塞住。[12]

        張賢亮是用文學來批判政治的能手，雖然文學的批判不能代表政治的批判，但是政治的批判同樣不能代表文學的批判。張賢亮對于“左傾”的反思與批判超乎異常的冷峻，對于“左傾”時期人的命運以及人性作了積極的探討。他說：“冰激凌的世界融化了，然而麻將還在繼續(xù)玩。許多年后當他在監(jiān)獄里寫自我檢查時常隱隱約約地感到他不過是一枚被輸?shù)舻幕I碼。賭徒跑了，籌碼卻被定罪。”[13]他還說：“中國知識分子的大腦其實早已變成了公共廁所，以致六年以后江青能把她的月經(jīng)帶也往里面扔。”[14]張賢亮的入木三分的批判帶有明顯的偏激和憤怒，既有一種批判的武器不能代表武器的批判的無奈，又有一種武器的批判不能代表批判的武器的偏執(zhí)。張賢亮所代表的是“左傾時期”一部分被殘酷迫害的文化人。文化人是文化的代表，那么對文化人的壓抑就是對文化的壓抑；反過來，對文化的壓抑首先表現(xiàn)在對文化人的壓抑。“弗洛伊德認為：人的歷史就是人被壓抑的歷史。”[15]壓抑的結(jié)果是對于壓抑的雙方最終都造成致命的打擊。因為“個體經(jīng)歷著人類的普遍命運。”[16]個體在具體的歷史時期又是歷史性的文化因素，個體因此成為歷史命運的承載者。

        像哲學的批判不能代表批判的哲學一樣，藝術(shù)的批判同樣不能代表批判的藝術(shù)。張賢亮的批判有一種革命性思想，有當機立斷、挖肉去瘡的快感，充滿了反叛的精神。他的思考具有一種超越性，表現(xiàn)思想的方式也不同尋常。貫穿《習慣死亡》的是死亡和做愛，他說：“想必自殺和殺人一樣，在數(shù)百萬年之前已經(jīng)由不斷重復的行為編入我們祖先的精液，成為遺傳密碼。”[17]他的語言令人驚駭而又值得玩味，其反叛思想便融入其中。他的思考總是在飛翔、總在向外延伸，發(fā)現(xiàn)一些別人不易發(fā)現(xiàn)的問題。   

        八十年代初，張賢亮的作品普遍被認為是“歌頌苦難”，經(jīng)過文藝批評家們的一再批評之后，他已經(jīng)明顯地把創(chuàng)作風格轉(zhuǎn)向了“控訴苦難”�！读晳T死亡》和《我的菩提樹》就是他“控訴”的兩部代表性作品，也是他投向社會的兩顆重磅炸彈，在社會上引起了強烈的反響。張賢亮籍以反叛和批判來表達自己批判的主張和反叛的原則，用文學的方式來表現(xiàn)一個人性的世界和人性被壓抑的世界，強烈抗議非正義的非人道的社會對人道主義的顛覆，用批判的武器來反抗武器的批判，使他對于人道主義的追求洋溢著反叛的智慧，而且充滿著批判的火藥味。

 

 

 

 

        張賢亮本人自從1957年被錯劃為“右派分子”，從此勞改、管制、關(guān)押達二十二年，1979年才得以平反，他對于“左傾”的仇恨是無法用金錢和名譽來挽回的，反叛和批判是他精神上的追求。在此之外，他還樹立了自己的一整套私人哲學：

        1．要求補償。張賢亮“最根本的缺失是性缺失，最根本的補償是性補償。”[18]（20）對于這一點我們從他的《感情的歷程》到《習慣死亡》到《我的菩提樹》中，都可以一覽無余地看到他對于“左傾”對他的性的壓抑所要求的巨額補償。“習慣死亡”是他情欲高漲的經(jīng)典之作，“我”到世界的各個角落去和各種不同膚色不同職業(yè)的女人做愛，“有女人的地方就有活力”，[19]張賢亮認為：“中國本來就是一個大的修道院，只有中國變成一個大妓院時，中國才能進步！”[20]他認為他所受的壓抑是巨大的，所要求的補償也應該是巨大的，甚至要求和更多的女人做愛，要求把中國變成一個大妓院，剔除政治的因素，張賢亮的這種對性的強烈的要求達到了一種無以復加的地步，他所表達的那種思想，完全是其私人哲學的一種表露。

        2．清算舊賬。性補償是張賢亮要求補償?shù)囊徊糠�。就�?ldquo;殺人償命，欠債還錢”一樣，壓制人性22年，還不應該全面地要求壓制者給予補償嗎？鋒芒畢露、一針見血的批判僅僅是小菜一碟，壓制是長久的無法彌補的，批判和補償更是尖銳而長久的。累累的傷痕最終變成一種批判的資本，因為被人作賤已經(jīng)成為習慣，那么作賤別人和作賤自己也應成為理所應當。張賢亮沉重而無奈地說：“你飽受了折磨以后你有時竟會故意折磨自己和折磨別人；你從來不對生活報著過高的期望因為你害怕失望。但是盡管如此你仍不斷地對未來所發(fā)生的事要展開想象。想象的習慣對于你就像嗅覺對于狗一樣。”[21]

        3．文學是用來實現(xiàn)“個人報復”的武器，從事寫作也不過是一種實現(xiàn)自我的過程，對于人道主義的追求，首先是對自我的人道主義的追求。

        張賢亮并不認為作家有什么高尚的情操和高度的責任感，他認為：“作家和妓女之間至少有一點相同：一方面受著生活的折磨，一方面又要強作笑顏，都是可憐蟲。”他的這種比喻是大多數(shù)作家所不能接受的，盡管作家們的處境并不容樂觀，但是，為數(shù)不少的作家們還在為人權(quán)、人格和人性而努力。他還說：“全世界沒有一個作家是真正的悲觀主義者或樂觀主義者，他們?nèi)�是一群笨蛋一群饒舌者一群膽小鬼一群出賣感情來賺錢的人。”[22]這種觀點顯然過于偏激，沒有什么責任感。

    張賢亮之所以要猛烈地抨擊不人道的社會現(xiàn)實，其另外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他在漫長的關(guān)押、管制、勞改生活中，形成了一種倔強的不屈不撓的反叛精神和強烈要求天賦人權(quán)的執(zhí)著精神。這種獨特的個性使他一步一步地走上了“議政”、“議性”的精神反叛、文學批判的道路。

張賢亮在“左傾時期”受到了不公正的對待，有著災難深重的經(jīng)歷，所以異化了他的性格，使他具有了一種特殊藝術(shù)氣質(zhì)，也使他對特殊歷史條件下的人性與人道提出了質(zhì)疑。他以自己的經(jīng)歷為參照，經(jīng)過數(shù)十年的思考，深刻而理性地揭露了人性丑惡的一面，入木三分地表現(xiàn)了在政治運動中，生存的艱難和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他歷史地、藝術(shù)地再現(xiàn)了“左傾時期”的殘酷和無情，猛烈地抨擊了“人治”的社會的不公正，他從哲學和文學的兩個高度揭露并批判了不人道的政治歷史時期對人性和人道主義的戕害；其作品從“歌頌苦難”到“控訴苦難”，批判地思考歷史的創(chuàng)傷。

        從積極的中肯的角度去看張賢亮，我認為張賢亮一方面是一個時代的憂傷的歌手，另一方面又用反叛的目光強烈地批判人性和被歷史壓抑、扭曲了的人性，并提出了一些深刻而尖銳的社會問題，對于歷史的反思具有相當?shù)纳鐣�價值。他的《習慣死亡》一書，需要全面而理性地研究和批評，從人道主義來看他是積極的、痛苦的和反思的，他拷問歷史、鞭撻時弊；從人文主義來看，他是偏激的、執(zhí)狂的，帶有強烈的個人主義色彩，但思考的是社會性的問題，具有一種令人驚駭?shù)恼饝亓�；從文化精神和藝術(shù)特質(zhì)來看，他的目光具有很強的穿透力，他偏執(zhí)卻不失理性。

張賢亮的小說從積極的一面來看，具有一種對于人道主義的追求與關(guān)懷，從消極一面來看，其部分作品則充滿灰色的人生理論，肆意宣揚泛性論。他的主要作品的大背景是相似的，其目的是對“左傾時期”非人道的現(xiàn)實的強烈不滿和堅決反對，充滿著帶有暴戾之氣的批判和入骨三分的討伐，深刻揭示了一個動亂的時代給一代人所帶來的深重災難和巨大創(chuàng)傷。

        張賢亮用性的壓抑、饑餓的要脅和死亡的脅迫等內(nèi)容展現(xiàn)出了“左傾時期”的一幅歷史畫卷，重現(xiàn)了一段殘酷的歷史現(xiàn)實，用議性議政的手段來表現(xiàn)他精神反叛、政治批判的雙重主題。他的小說提出了人性與理性的悖論，拷問歷史，在對政治的批評、批判中進行人性與人道的思考。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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