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國演義》是我國第一部長篇章回體小說,宣揚了儒家政治道德觀念,表現(xiàn)了對昏君賊臣的厭惡與痛恨,同時也傳達了明君賢臣的渴望以及為天下百姓創(chuàng)立一個太平盛世政治理念。毛宗崗在評點《三國演義》時,更將《三國》這一主旨發(fā)揚光大,更突出了“擁劉反曹”的傾向,放大了劉備身上“仁”的一面,也放大了曹操奸的一面,以表明對清平世界和賢君良臣的渴求。本文擬從毛宗崗的評點入手,來考察“擁劉反曹”背后所隱藏的思想。
一、毛宗崗評《三國》時間考
毛宗崗,字序始,江蘇常州(今蘇州市)人。據(jù)毛宗崗《雉園公戊辰硃卷并遺囑手跡合裝冊題跋》,可推知毛宗崗生于明崇禎五年壬申(公元1632年),卒于康熙四十八年己丑(公元1709年)以后或次年以后。
毛宗崗評改的《三國》卷首有一篇金圣嘆序,即所謂的金圣嘆《第一才子書序》題于“順治歲次甲申嘉平朔日”,也就是公元1644年十二月初一,這個時候毛宗崗才十三歲,這年清兵入北京,到次年四月屠揚州,五月下蘇州,而金圣嘆所在的蘇州至此才奉清人年號,故不可能署“順治”年號。據(jù)毛綸的《第七才子書琵琶記總論》可以推斷出毛本《三國演義》是在康熙三年甲辰(公元1664年)開始批改的,而到了康熙丙午(1666年)秋就已經(jīng)“刻事中閣”了,寧稼雨在《塵故庵藏<三國演義>版本述略》中指出:
昔羅貫中先生作通俗《三國志》一百二十卷。其紀事之妙,不讓史遷,卻被村學究改壞,予甚惜之。前歲得讀其原本,因為校正。復不揣愚陋,為之條分節(jié)解,而每卷之前,又各綴以總評數(shù)段。且許兒輩亦得參附末論,以贊其成。書既成,有白門快友見而稱善,將取以付梓,不意忽遭背師之徒,欲竊冒此書為已有,遂致刻事中閣,殊為可恨。今特先以《琵琶》呈教,其《三國》一書,容當嗣出。
金圣嘆卒于順治十八年辛丑(公元1661年),在金圣嘆已經(jīng)逝世的時候毛宗崗還未開始評改《三國演義》,又怎么可能提前為毛評作序呢?又據(jù)解弢《小說話》指出:
《三國演義》金氏一序,非應酬毛氏之作,即后人所偽造,就序中‘第一才子書之目又果在《三國》也’一語,可以啟人之疑矣。按金氏所謂六才子,一《莊》,二《騷》,三馬《史》,四杜詩,五《水滸》,六《西廂》,乃按其年代,順數(shù)而下,非以其文高下定其次序也。即果稱許《三國》為才子書,當曰第七,或后《琵琶》而曰第八,不當曰第一。
由此,解弢很明確地指出金序乃偽托之作。
康熙十八年(1679年)《四大奇書第一種序》為李漁題于吳山之層園之作。陳翔華曾詳細地對李漁序與偽金序進行對比分析,認為偽金序是由李漁序修改成的。由此可知,毛評《三國》序為公元1679年十二月李漁所作,并由醉畊堂刊刻了今存最早之毛評刻本。由此可知,毛宗崗評點《三國演義》的時間是從公元1664年到公元1666年,毛評《三國演義序》發(fā)行于公元1679年。
二、隱晦的反清意識
毛宗崗在明朝生活了十三年,而在清朝初生活了六十五年。毛宗崗親歷了明末清初的混亂與分裂、暴動與起義,尤其是清軍入關(guān)后,在南方進行的大屠殺更讓毛宗崗受到最直接的沖擊?梢源竽懙耐茢啵髂┣宄醯膽(zhàn)爭環(huán)境是他評改的《三國演義》的直接動因。
毛評《三國演義》的一個最突出特點,就是隱晦傳達了他對清王朝統(tǒng)治的異議立場。毛宗崗批改的《三國演義》成于康熙五年,從某種意義上說,“尊劉貶曹”的思想,其實就是否定清朝滿族對中國的統(tǒng)治,強調(diào)了認可漢民族王朝為正統(tǒng)的思想。在毛本《三國演義》中,毛宗崗通過修改書中的一些內(nèi)容,進一步增強了以蜀漢為正統(tǒng)的觀念。他將舊本結(jié)尾的最后兩句:“鼎足三分已成夢,一統(tǒng)乾坤歸晉朝”改為“鼎足三分已成夢,后人憑吊空牢騷”。這暗示著他不承認清朝的一統(tǒng)天下,并隱喻他對于清初統(tǒng)治者統(tǒng)治中國懷有異議。
毛氏在評改的時候刪去了書中的一些民主的因素,特別強調(diào)封建正統(tǒng)性,他只尊蜀漢為正統(tǒng),這就暗示某種反清意識。如姜維欲用計殺魏將而遺書與劉禪之言,舊本無“必不使?jié)h室終滅也”之句,毛氏增改之,暗示南明“漢室”之必不“終滅”。又姜維本與南宋抗元將領(lǐng)并無直接關(guān)系,而毛宗崗卻以姜維比南宋末年的愛國英雄,這就極其明顯地體現(xiàn)了民族意識。值得注意的是,時人把姜維等人作為榜樣,來寄托自己的反清復明的民族感情,是一種較為普遍的心理狀態(tài)。而這在某種意義上,是肯定了當時抗清將領(lǐng)如鄭成功、張煌言、李定國、瞿式耜等愛國英雄“報漢之志”。
三、以史諷今
毛宗崗評《三國》有一個總的原則,如其在第二十四回總評中有云:“正忠臣肝腦涂地之秋,義士發(fā)憤立功之日”。因此,毛宗崗總是在敘述歷史時,將筆鋒靈活一轉(zhuǎn),十分巧妙地借古諷今,直指時弊,直接把矛頭對準清朝統(tǒng)治者。
在毛氏父子批改《三國演義》之前,蘇州發(fā)生了震驚全國的“抗糧哭廟案”。此次事件中,金圣嘆、丁瀾等十八人被斬。從金圣嘆著的《唐才子詩集》卷二載有金圣嘆給毛宗崗的信的片斷來看,毛宗崗與金圣嘆的交往是比較密切的。毋庸置疑,這一事件對毛宗崗的思想影響很大。加之,當時蘇州的一些文人,自明入清之后,堅持不仕,以遺民自居。毛宗崗與這些遺民來往密切,如他在《題金豫音小像》中,便自稱與金豫音為“忘形”之交。此外,毛宗崗還受到當時江南一帶社會上高漲的反清思潮的影響。典型如與他有密切關(guān)系的“吳中望族”蔣燦,罷官歸里,入清則杜門不仕,在明亡時,蔣燦還曾預作遺囑,以表示對明王朝的忠心。后來,何悼作跋說:“讀其國亡后囑子手書,不以放廢而替君臣之義,乃使人肅然起敬”,徐葆光跋也說,“及讀國亡遺語,忠孝誠懇,千載凜凜。” 毛宗崗雖在順治八年才見到這位同里前輩,但他“自幼即聞”蔣燦“有文章、有政績、有志節(jié)”,素為敬仰。而進謁以后,便常常面聆蔣燦,“自道其為學與為政時事”,并“屢以拙藝請政,輒蒙嘉許”,接受其熏陶與教誨。毛宗崗晚年作跋,還稱道蔣燦“忠君之誠”,并熱烈贊揚“先生之文章以及政績與其志節(jié),既自足以不朽”。蔣燦的崇尚儒家思想與忠君志節(jié),無疑對毛宗崗產(chǎn)生重要影響。因此,毛宗崗在康熙初年評改《三國志演義》時,更加突出正統(tǒng)觀念與儒家思想,自是這種反清意識影響的表現(xiàn)。
毛宗崗曾《焚書自嘆》云:“焚硯雖然常發(fā)憤,并書焚去堪傷。從今遣悶更無方,將何來下酒?一斗竟荒唐。” 從這首《臨江仙》可知,毛氏內(nèi)心對現(xiàn)實懷有很大的不滿。這種不滿,在全書的評改中,多次顯現(xiàn)。如在第六回中,毛宗崗借董卓遷都長安屠殺百姓一事,批道:“富者既死于罪,貧者復死于徙。民生其時,富亦死、貧亦死。詩曰:‘周余黎民,靡有孑遺’。其不在周宣而在漢獻乎?”又在三十三回寫曹操戰(zhàn)勝袁軍,百姓遭受屠戮,毛宗崗更直截了當?shù)卣f:“此時北方百姓大是當災”。再看孔明征“藤甲軍”時,帶來洞主敘述烏戈國王“身有麟甲,刀箭不能侵”時,毛氏批道:“今人腹中有麟甲,亦一烏戈國也。”這很明顯直接以異族烏戈國暗示清朝統(tǒng)治者了?梢,毛宗崗的評改體現(xiàn)出典型的以史諷今的特征。
綜上所述, 可知毛評本《三國演義》成書于康熙初年。毛宗崗生活在明末清初的那段時代背景,可以看出,毛宗崗在評論時,體現(xiàn)出某種程度的反清意識。,當然,作為一介寒儒,在清廷文字獄的高壓下,毛宗崗借評點之筆點評不登大雅之堂的小說,通過暗示和隱喻的方式來表明自己對現(xiàn)實的不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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