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宓先生是一位獨立不倚的文化先覺者和教育先行者。由他主持組建的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跟清華大學外文系，延聘一代宗師王國維、梁啟超、陳寅恪、趙元任為研究院導師，培養(yǎng)出一批如錢鐘書、賀麟、王力、吳其昌、曹禺、季羨林、李賦寧等道德文章堪稱一流的“博雅之士”與曠世通才。吳先生是我國第一位在高等學府開設比較文學課程并運用比較文學理論與方法研究中國文學的學者;是第一位從比較文化的視覺出發(fā)研究紅學，并最早將《紅樓夢》介紹到國外的學者之一，他的創(chuàng)造性工作開拓了紅學研究的新路徑。先生提出的以培養(yǎng)“匯通東西”的“博雅之士”，提高國民素質為根本的教育理想，體現(xiàn)了中國傳統(tǒng)士人的歷史與社會擔當。
在中國近現(xiàn)代史上，曾出現(xiàn)過許多抱有“教育救國”思想的教育家。如張伯苓的“精英教育”、蔡元培的“兼容并包教育”、梁漱溟的“鄉(xiāng)村教育”、陶行知的“生活教育”，其行維艱，可謂篳路藍縷，以啟山林。但與之相比，吳宓先生倡導的“博雅教育”，則是一個更系統(tǒng)的教育工程。它不但有明確的人才培養(yǎng)目標，而且有較為詳細的教育方法和更加多樣化的實施途徑。
1925年，吳宓重返清華校園。主持籌建20世紀最具影響力的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其時，“新學”與“舊學”、“西學”與“中學”論爭激烈，一些教育精英紛紛提出通過教育革新來復興中華的主張，回國不久的吳宓便積極投身于這一教育大變革中。在開學典禮上，吳宓明確提出研究院的辦學目標：“(一)值茲新舊遞嬗之際，國人對于西方文化，宜有精深之研究，然后可以采擇適當，融化無礙;(二)中國固有文化之各個方面(政治、經濟、哲理學)，須有通徹之了解，然后于今日之國計民生，種種重要問題，方可迎刃而解，措置咸宜;……”明確闡述研究院的宗旨在于“研究高深學術，造就專門人才”，即“昌明國粹，融化新知”，創(chuàng)造新學，培養(yǎng)中西會通的“通才”。清華國學院存在時間不長，但卻創(chuàng)造了國學高深研究，培養(yǎng)國學高級專門人才的完整經驗。王力、吳其昌、謝國楨、劉盼遂、蔣秉南、劉節(jié)、徐中舒、高亨、陸侃如、姚名達、孔德、姜亮夫等后來對中國學術界產生過重要影響，并在各自的學術領域執(zhí)牛耳者，均出自清華國學研究院，出自吳宓門下。二三十年代執(zhí)教于清華的馮友蘭先生曾不無感慨地說：“雨僧一生，最大的貢獻是在負責文學院時建立了國學院，并難得把王、梁、陳、趙四個人都請到國學院任導師。”陜西省文史館館員蔡恒先生對此進一步評價道：“如果沒有清華國學研究院，沒有它培養(yǎng)出的一大批超高質量超高水平的國學專家，以及這些專家的再傳弟子，今天整個中國的國學水平，可能不是我們現(xiàn)在見到的這個樣子。為此，我們應該慶幸，應該感謝吳宓。”這話厚道，為良心者言。
吳宓主持創(chuàng)辦清華國學研究院時，清華大學人文學科建設正處于初創(chuàng)階段。他的“博雅教育”也正是在這個時候初見端倪。而趨于成熟完備，則是在負責創(chuàng)建清華外文系之后。1926年，清華大學外文系開始組建，吳宓主持工作。他從中西比較的視野出發(fā)，參考美國哈佛大學比較文學系的辦學方針，提出把學生培養(yǎng)成為既“了解西洋文明之精神”，“精通外國語文”，又能“創(chuàng)造今世之中國文學”，“匯通東西”的“博雅之士”。這個培養(yǎng)目標，集中體現(xiàn)了吳宓的“人才觀”，是吳宓教育思想的核心內容。“博雅”二字濃縮了中西教育思想的精華，其實質是人的素質和人文精神的培植與提升。非“博”不足以治世達才，非“雅”則無論正身成人。“博雅之士”的標準是：(一)淵博之學問;(二)深邃之思想;(三)卓越之識見;(四)奇特之志節(jié)。早在清華求學時，吳宓就對所謂“新式教育”的種種弊端提出批評。特別是對“留學異邦者，或以不諳本國情勢，或以未深漢文基礎，縱飽西學而不適用，甚至歸來圖博升斗，以學問為干祿之具”深感憂慮。在他后來為清華大學高年級本科生及研究生開設的“文學與人生”這門課程中，吳宓更多的是談哲學道德，而不全是文學，其目的不僅在于授業(yè)解惑，更重要的是引導學生一起探求人生，樹立起人生境界中最高端的“神性”，從而成為中西會通的“博雅之士”。
吳宓力倡的“博雅教育”和他身體力行的教學實踐，直接影響到二三十年代清華外文系的錢鐘書、季羨林、曹禺、李賦寧等后來成為學界泰斗的“博雅之士”。錢鐘書在英國留學時，曾對吳宓先生的“博雅會通”有高度評價。錢說：“我這一代的中國青年從他(吳宓)那里受益良多。他最先強調了‘文學的延續(xù)’，……中國的實際批評家中只有他一人具備對歐洲文學史的‘對照’的學識。”在致吳宓女兒吳學昭的信中，錢鐘書說他“本畢業(yè)于美國教會中學，于英美文學淺喜一二，及聞先師于課程規(guī)劃倡‘博雅之說’，心眼大開，稍識新問”。李賦寧在談到吳宓時曾說，吳宓在清華外文系最重要的貢獻之一在于提出培養(yǎng)“博雅之士”的目標，“使外國語言的教學和科研走上了全面、系統(tǒng)、嚴格、科學的道路，糾正了支離、片面、空洞、膚淺、興趣主義和印象主義的偏差和缺點，造就了一批又一批西方語言文學的專門人才”。
吳宓矻矻以求的“博雅會通”，其起點之高，視野之寬闊，思想之先覺，方針之獨到，方向之明確，在百年中國文化教育史上，是很少有人能夠超越的。他家學淵源，少時求學清華，后來又負笈留美，師從新人文主義大師白璧德，“世師孔柏先，教宗佛耶正”，確信新人文主義是“救今日世界物質精神之病者最良之導師”。這使他能夠站在一個全新的歷史高度，以全球化的眼光看待許多社會問題，包括文化、教育存在的弊端。在有關中西文化關系，如何看待中國傳統(tǒng)文化等議題上，吳宓是極少數(shù)首先覺察出僅憑激情，缺乏理性精神之危害的學者之一。盡管他比當時許多學者更能全面了解世界教育文化發(fā)展主潮，更能在中國文化發(fā)展方向上保持冷雋與清醒，但在當時特殊的文化學術背景下，他的學術主張顯得十分悖時，不能見容于主流社會，使他常常陷入“曲高和寡”的被動。尤其是在主編《學衡》時期。
《學衡》創(chuàng)辦于1922年，時西方列強以大炮開路，強行轟開了中國的大門，中華民族遭受前所未有的大劫。在“西學東漸”“打倒孔家店”的喧囂與鼓噪中，包括儒學在內的中國傳統(tǒng)文化已成為中國落伍和一切社會弊端的“替罪羔羊”。歸國不久的吳宓，沒有沉醉于懷抱“雪萊之志少陵心”的浪漫詩境中，而是從理性出發(fā)，以更急切的思考敏銳地洞察到新文化運動的偏頗和黨同伐異的偏激，特別是它給中國帶來的精神震蕩和道德倫理的沉浮。吳宓清醒地看到，西學輸入有年，不僅沒有從根本上救國之于茫茫苦海，解民之于水深火熱，而且國家災難日復一日，民族危機此起彼伏。由物質文明的發(fā)達而導致的“千萬人之戰(zhàn)爭屠殺”已將中華民族推向茫然不知所之的荒漠之中。當西派人物以歐化議孔教之非，并逐漸形成“話語霸權”時，吳宓在為儒學的命運深感憂心的同時，更加堅信“中國文化的優(yōu)點與孔子之崇高中正”。宣言“今雖舉世皆侮孔謾孔，雖以白刃手槍加于我身，我仍尊孔信孔，毫無遲惑之情，游移之態(tài)”。在他主辦《學衡》的十多年中，《學衡》以“論究學術，闡求真理，昌明國粹，融化新知①”為職志，“誦述中西先哲之精言以翼學”，由此形成了以他為核心的中國思想文化界的一大流派，主張欲建構中國新文化，必須“兼取中西文明之精華”，將“吾國道德學術之根本”的孔孟人本主義，與柏拉圖、亞里士多德以后的西學“融會貫通，擷精取粹”，熔鑄一爐，以為“吾國新社會群治之基”，從而創(chuàng)造出一種兼具中西文化之精髓，具有普遍價值的中華民族文化體系。吳先生的這種文化構想，完全超越了自洋務運動以來一直爭議不息的“體用”模式，在文化理論上有著獨特的價值，在中國百年文化發(fā)展史上留下了極其輝煌的一頁。
吳先生畢生捍衛(wèi)中華文化，用自己獨特的學術建樹、超凡的思想智慧和人生秉持，塑造出一種值得景仰的現(xiàn)代文化人格的光輝典范。
《學衡》起于南京，止于北平。存世十一年，出刊79期。編輯、出版、發(fā)行，甚至所需費用，幾乎由吳宓一人獨擔。“昕夕勤勞，至于夢中囈語，猶為職務述說辯論”。這種由一人獨立支撐，于夾縫中生存的大型刊物，在中國乃至世界報刊史上幾乎是絕無僅有的。《學衡》首開中國比較文化與比較文學的先河，“東圣西圣，此理此心，師表萬稷，一體同尊”。它不遺余力地傳播西方文化，向中國讀者推介西方優(yōu)秀作家和作品，刊登了許多高質量的國學研究論文和具有較高思想藝術水平的文言詩詞，培養(yǎng)并扶植了諸如繆鳳林、向達、景昌極等后來在中國學術界產生過重要影響的后繼人才，為“昌明國粹，融化新知”做出了歷史性貢獻。北京大學周輔成先生談到《學衡》時說：“學生們的著作稿，特別是翻譯稿，吳先生總是要經過他在文字上的潤色，改動百分之二三十，以至于百分之六七十，然后付印。其認真竟至于此。”在文化脫序的社會背景下，《學衡》雖遭到了“國粹派”和“激進派”的左右加攻，處境艱難，但吳宓卻以“我不下地獄，誰下地獄”的文化悲情，百折不撓，直行不輟。他在《論新文化運動》中宣稱：“中國文化史上誰當列名，應俟后來史家定案，非可以局中人自為論斷，熟能以其附和一家之說與否，而遂定一人之功罪。”②
20世紀初雖不能與春秋戰(zhàn)國那個百家爭鳴，圣賢大哲輩有人出的時代相提并論，但它的學術風氣相對來說還是比較自由的。吳宓這樣的思想啟蒙者，是伴隨著當時勃興于中國文化啟蒙運動而走上歷史舞臺的。現(xiàn)在看來，無論是陳獨秀掀起的“掘進式革命”，胡適力主的“好人政府”，魯迅鼓呼的“改造國民性”，還是吳宓等主張的“匯通東西”“重建國魂”，都是面對故國衰敗，從構建新文化，救亡圖存這一動機出發(fā)，并非首先是以個人為本位的。不能簡單地用所謂的“科學”或“革命”的標準來評價他們的“千秋罪過”。
在如何對待傳統(tǒng)，如何引進西方文化，如何建構新文化這些當時各路學者共同關注的問題上，吳宓不激不隨的學術理路與陳獨秀、胡適、魯迅等都是有很大不同的。吳宓對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孱弱與不足不是不清楚。他在哈佛大學求學期間，正是五四新文化運動風起云涌之時。他的導師白璧德提醒說，在潑掉澡水時，要當心將盆中的嬰兒一起潑掉，特別要“審慎地保存其偉大舊文明之精魂”。這使吳宓在吸收西方文化中心精神時，同樣也看到了西方文化的兩重性;同時，他在同西方文化的比較中，對中國文化的不足也有著比同時代許多人更加清醒的認識。“救國經世，尤必以精神之學問(謂形而上之學)為根基”。只有中西文化在精神上實現(xiàn)了“對接”與“匯通”，才能拯救淪落的世界。對此，吳宓是深信不疑的。
徐葆耕先生認為，吳宓將“中西會通”提高到“精神之學問”即形而上的層面，這就使他不僅超越了張之洞僅限于“技巧層面”的“會通”，而且超越了康、梁“實用層面”的“會通”。筆者在這里要進一步說明，吳宓對中西文化的接納，對東西往圣先哲的體識和感知，已超越了純學術層面的是與非，道德領域的善與惡等世俗判斷，進入到了一種對人類文化傳統(tǒng)的敬重傳承，對民族生命道統(tǒng)的自覺皈依的超世俗境界。這也正是他能夠以涅槃的文化悲情，不惜用鮮血與生命來捍衛(wèi)自己的文化信仰和學術主張的內在動因。相較于激進思潮疑古怨祖，掘進摧毀式的“革命”，吳宓先生“以觸動文化深層結構”(包括思維方式、價值取向和民族心理等)為學術理路的“中西會通”，要高明有底氣得多。與洋務派、維新派以及當時更為激進的西化派不同，吳宓的注意力不在買回威力強大的鐵甲軍艦，也不在于發(fā)展資本主義等政治制度的照單復制，而是把道德人倫看作社會的基石，認為精神上的衰弱“適足為亡國之利器”，希望首先從精神思想上重新找回民族的自尊，從而拯救危難中的民族。只是面對國勢衰微，文化精英們的興奮點大多集中在救亡圖存上，還來不及或者很少有人作更深層次的文化思考，人們對改造社會的眼前要求遠遠大于對文化本身的理性探索，摧毀的情緒超過了建設的渴望。于是，“革命的義憤”強暴了“平心而論”的靜穆思考，以西方野生的摧毀式學術理路作為開路武器的“實用主義”占了上風;吳宓力圖通過改造“精神道德尤為卑下”的社會，最終從根本上完成救亡圖存和思想啟蒙的文化先覺，遭到了冷落。只有孤獨的“堅守”。
吳宓先生以培養(yǎng)中西會通的“博雅之士”為教育文化擔當，其功至偉，其心也苦。稱他為中國最“博雅會通”的教授，實在當之無愧。他早年與白屋詩人吳碧柳的管鮑之交，與王蔭南烈士的忘年建交，以及與陳寅恪、朱自清、梅光迪、朱光潛、賀麟、錢鐘書等同輩或晚輩文壇名流的學術交往與詩詞唱和，足見先生的赤誠無妄，孤懷樂道。即使在他與毛彥文的“愛戀”或與陳心一的“婚變”中，也同樣閃爍著人性的光輝。他尊為“總編輯”，卻親自當郵差，甚至為維系刊物而甘愿自掏腰包;貴為“大教授”，卻老景凄涼，到頭來的積蓄“只有壓在枕頭底下的七分硬幣”。在那個視圣賢為魔鬼，神圣為浮塵的荒唐歲月，“人人昭昭我獨昏”，“舉世皆濁我獨清”，吳宓宣稱“寧可殺頭，也不批孔”。1977年，吳宓先生被堂妹吳須曼接回涇陽時，行走已十分不便，只能靠人攙扶完成生活起居。當?shù)弥亦l(xiāng)中學已不再開設英語課時，便大聲疾呼：“他們?yōu)槭裁床粊碚埼?我還可以給學生講課!”在他生命即將終結的時候，仍然能夠以一聲“我是吳宓教授，我要喝水”來完成他對視若生命的“教授”身份的莊嚴表白，對人格尊嚴的自覺捍衛(wèi)，對斯文掃地的憤怒控訴。壯哉吳宓。一腔孤憤，求仁得禍;孤高標世，持道為樂;逸群絕倫，粹然儒者。
兩千多年前，當蘇格拉底被強加各種罪名接受審判時，他的學生柏拉圖控訴道：“我們的城邦已不再依照父輩的標準和做法來治理，……除非是真正的哲學家獲得政治權利，或者擁有政治控制權的人們靠天賜良機變成真正的哲學家。否則人類將不會有好日子過。”吳宓孤獨地守望著他的“城邦”，他無疑是孤獨的行者，誠如易卜生所說：“世界上最強有力的就是那個最孤獨的人。”然而，除非是社會的公正和人們的良知被空前喚醒，除非是思想精英們的思考力和想像力獲得最后的解放，使孤獨者不再“孤獨”，不再“孤獨”地守望。否則，“我們的城邦”遲早將會被顛覆。
注釋
�、佟秾W衡》1922年創(chuàng)刊號。
②《學衡》1922年第4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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