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時期，鄭國國君鄭武公娶了一位妻子，武姜。作為申國國君之女，武姜名字中的“姜”字，一方面表明她娘家姓姜，而“武”字則為自己丈夫的謚號。因此按照當時習慣，她便被稱為武姜。
武姜之所以能被歷史記錄在冊，不是因為她的美貌，也不是因為她的才華，而是因為她對兩個兒子的偏愛和差別對待所引起的一場兄弟之間的奪位之戰(zhàn)。
武姜與鄭武公生了兩個兒子，大兒子寤生和小兒子共叔段。
《左傳隱公元年》記載：“莊公寤生，驚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惡之。”對于“寤生”有兩種不同的解釋，一種是說逆著生，就是腿先生出來，也就是難產(chǎn)。 另一種解釋是說，小孩生下來眼睛就睜開了，武姜一看嚇了一跳，因為小孩一般是過一段時間才能睜眼的�？傊�，莊公出生的時候不太順利，驚嚇到了母親武姜，所以武姜就非常討厭他而給他起名“寤生”。
史書上說“亟請于武公”，“亟”就是屢次的意思，由于對小兒子的偏愛所以武姜經(jīng)常請求武公，請求什么呢?請求丈夫廢掉長子，改立次子為君，但武公一直沒有同意。
武公死后，按照宗法制的傳統(tǒng)，大兒子鄭莊公繼位。武姜請求鄭莊公把“制”這個地方作為封地給他弟弟。而莊公對他母親解釋是，這個地方偏僻又貧瘠，是個不吉利的地方，所以不能給自己的弟弟，但其他地方可隨便挑選。而在鄭莊公看來，“制”作為險要之地，是鄭國要塞，不能輕易作封地。此時，有大夫不斷進諫：“姜氏何厭之有?不如早為之所，無使滋蔓。蔓，難圖也。蔓草猶不可除，況君之寵弟乎?”但是鄭莊公并不在意，還說出了“多行不義必自斃”的千古名句。
但鄭莊公實則是不斷滿足武姜和共叔段母子二人野心的同時，使他們一步步走上“奪位”名義上的圈套，并借此以正義的大旗徹底鏟除他們的勢力和對自己權(quán)力的威脅。在武姜與共叔段野心一步步膨脹中，共叔段先是把都城建的很大，其次開始招兵買馬，招降納叛的同時發(fā)展自己勢力。接著，又開始蠶食封地之外的鄭國土地。鄭莊公覺得時機已經(jīng)成熟，便率領(lǐng)準備好的車馬在焉地擊敗了共叔段，并一直將其趕到共國，但并沒有殺他。
權(quán)利進一步得到鞏固的鄭莊公，同時也將母親武姜幽禁在城潁，并發(fā)誓不及黃泉無相見也。但事后又覺得不妥。于是潁考叔出了個主意：“可以挖一個大坑，打一條隧道，挖出了泉水，這樣便可以通過隧道去見母親，屆時沒人會說您違背了誓言”鄭莊公采納了這個建議，最后母子相見后十分高興，并高唱：“大遂之中，其樂也融融;大遂之外，其樂也瀉瀉，遂為母子如初。”
故事的結(jié)果雖說圓滿，但總有些粉飾太平。在這場權(quán)力博弈中，作為讀者，一方面我們在感嘆作者“春秋筆法”冷峻的同時，更看到宗法制度下，涉及權(quán)力爭奪的雙方已很難建立并延續(xù)單純的倫理關(guān)系。
我們不禁思考，在歷史的權(quán)力邏輯中，難道非是“成王敗寇”的血腥因果論?甚者，為了“成王”可以不擇手段，為了“成王”可以不顧一切生命的珍貴。尤其面對由“成王”所演變的“權(quán)力文化”在中國各個歷史時期甚囂塵上時，我們該如何思考“權(quán)力”本身。劉再復先生在《雙典批判》中從文化批判的角度提到，“中國原型文化”與“中國偽形文化”的概念，作為“原型文化”的源頭，我們可以追溯到上古以及《山海經(jīng)》中的神話故事，“夸父追日”“精衛(wèi)填海”等，它們身上洋溢著華夏族強烈的“知其不可而為之”的道德魅力與奉獻精神。而以《三國演義》《水滸傳》《厚黑學》等為代表的作品中，到處是“權(quán)謀”到處是“機心”，并且我們以此為榮，以此為傲。于是，我們發(fā)現(xiàn)，世俗生活里盡是三國中人，水滸中人。
因此，關(guān)于“鄭伯克段于鄢”的故事，除了了解歷史之外，我們更應該意識到，我們不僅僅是歷史的看客，因為歷史往往只注重結(jié)果而忽視過程。我們在感嘆萬里長城，故宮以及秦兵馬俑的雄偉與壯闊時，作為個體不能忽視這些雄壯背后被權(quán)力所奴役的普通者，因為他們曾經(jīng)都以鮮活的生命降臨在這片土地上，而如今，他們或許只是被看作一堆無意義的數(shù)字永久塵封在未被文字嚴肅記載的荒誕歲月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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